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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eus 发表于 2022-8-20 17:19:42

钱言 | 似水流年话考研

前几天有一对在高校做老师的夫妇，从河南到珠海度假，通过一个球友认识了我，并向我咨询起他们孩子准备出国读传媒方向研究生的相关事宜。我在母校暨南大学曾做过五届研究生的硕士生兼职导师。大凡兼职做博导硕导的，浪得虚名的多，我也不例外。但近20多年来帮助过很多莘莘学子走出迷茫和选择了正确的专业学习和后来的事业方向，比做导师更有成就感。这些年轻人散布于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这次也触动我对自己当年读研究生的如烟往事的追忆。第一次考研究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报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总分达到了，但不在计划内，只能作为代培生，并需缴纳9000元代培费。那时月收入不足50元，这个数字大约是15年的收入总和，只能放弃。但增强了我下一年再次备考信心。我大学是财经专业，毕业后歪打正着地被分配到报社做记者。做记者是从小的志向，自恃语文成绩一直很好，高考前主要精力花在短板数学上，结果语文不及格，数学考了最高分，无奈之下报考志愿只能填财经院校。由于非新闻专业毕业，首次考研有这样成绩很让自己感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当年是中国新闻专业最牛的硕士点。重庆那位名人和现任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王晨皆是此所80年代初毕业的硕士生。那时考研究生是稀罕之物。我所在的苏北一家地市级报纸主要领导，看我心思总是花在备考上而工作受到影响，大感不快。有次派我下乡采访，我竟躲到宿舍去背英语单词，后来被发现了，让我停职检查了三天。再到第二年报考，领导不让了。那时报考研究生必须有单位介绍信。领导不签字，是报考不了的。年轻气盛的我对禁止报考极度不服，直接上书市委书记（后来这位书记官至省长）。邮寄不行，很可能被他的秘书拦下。我决定亲手交给他。这位书记是异地任职，家不在当地，一直住市委招待所，平时有晚饭后在招待所院子里散步习惯。我瞅准一天晚上，串进去，书记正在散步。借助夜色壮起胆，我趋身走进，刚报出自己姓名和单位，书记立马打断我的话说，“我正在养病，不是特别重要的事，请不要跟我说。” 我立马把准备好的投诉信递上去说，不打搅书记了，具体事情，请您看这封信。书记伸手接过去了。第二天，报社办公室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打电话到报社，要我去他家里一趟。去他家里？作为报社一名工作不久的年轻记者，平时见过部长，但从未交流过。我虽然明白与昨晚给书记的信有关系，但为什么要我去他家呢？去了之后，部长见到我像见了老朋友似的，招呼保姆给我倒茶递瓜子什么的。我有点懵了。茶几上摊开着的，正是我昨晚递给市委书记的那封信，我偷偷看了一眼，上面有书记的批示。由于有一定距离，大约有十几个字，看得不太清楚，由于经常看到市委一些文件上有书记的签名，那熟悉三个字的字迹非常清楚。部长与我聊了一阵，更多是旁敲侧击了解我与书记是否有亲友关系。书记曾在苏州工作过，我是苏州大学毕业的，部长猜想我与书记有过什么交集。这也说明书记在我那封信上的批示，有倾向性意见。当部长搞清楚我与书记无任何关联后，一脸又回到了工作表情，说明天到他办公室，就我考研的事情再根据书记指示与报社领导协调。第二天在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办公室，部长当着我的面，给报社总编辑打电话，并采用免提，让他们之间的对话，能让我听见。报社总编辑避开对我的成见，只说现在报社人手紧，今年就不让报考了，表现好，明年可以。放下电话，部长对我摊摊手，表示无能为力，并安慰我明年准备充分一些，也许会考得更好。当报社总编辑知道我找了书记又找了部长，对我就越发不满。在新一年度各科内部双向招聘时，故意让我落聘，工资奖金也降了，只能处于待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铁定认为，所谓明年允许我考研，就是个托词。到明年这个时候，随时又找一个借口，我接下来一年的苦读复习，会白白浪费。我决定离开报社。这样我去了南方。转眼一年过去了，又到了考研的时候。我担心新单位的领导不会让我考，没敢提出考研申请。我有天去看考研报名处，工作人员只强调报名费，似乎不太在意有没有单位介绍信。南方人商业意识强，没有内地人那么死板。交了报名费，过了几天后就收到了准考证。在广东为了复试的方便，我报考了暨南大学新闻系。考试成绩下来了。总分和其它各科没有问题，按照当时全国划的录取线，总分不能低于300分，单科成绩不能低于45分。新闻业务一门我居然只有42分。我的导师是第一次招考研究生，是否为了显示门槛高，而故意把成绩打得这么低？我萌生了两个想法，一是尽快在暨大转报其它导师，二是把初试成绩向多个有新闻专业招考资格的院校发出去，争取复试资格。通过熟人，找到暨大另一名导师，这位导师厚道而正派，同意我参加复试，同时华中理工大学（工科类院校第一家设新闻系）发来电报，同意我去复试。大概我原先报考的导师缺少招生经验，故意把我们新闻业务这门课打得这么低，差点让他无研究生可带。最后还是同意破格复试。那年暨南大学新闻系研究生仅招三名，其中还有一名是保送的。经过复试后，我和另一名来自安徽的邱同学，成为众多考生中的幸运者。我是工作了8年之后再度走进大学校园。改革开放了十几年，校园氛围与上大学那一阵，差别大得像换了一个国度，苏州与广州本身城市文化也存在差别。记得上大学时，男女生基本不太来往的，课间休息男女生泾渭分明，几乎没有交流。8年后进了暨大，男女生相拥相吻的景象布满校园。我的导师程天敏先生是从人民大学调过来的，一贯喜欢挑刺，一次在校园里骑车处于下坡，站在坡中间的一对学生情侣忘情地相拥热吻。程老师猛刹车，差点连车带人摔倒，愤怒上去拍打男生质问道“请问，你们是人类吗？”一时成了研究生楼里的流行段子。暨南大学研究生的住宿，当时在全国算得上一流。两人一个小套间，有独立的厕所带冲凉间，甚至可以在房间里做饭。我和邱同学既是同一个导师也是室友，经常一起做饭吃。物质生活相对艰苦，却是笑声和快乐最多的人生时光。研究生的课程分两大块，一是专业课，导师或选修相关专业老师上课，通常在老师家里，因为就我和邱同学两个学生；二是公共课，政治和外语。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课老师柯木火先生，他同时还身兼文学院院长，老右派的经历，给了他只能以幽默的方式来讲解马列理论。枯燥无味的政治课，被他讲得引人入胜、风趣诙谐。再一个是外语老师，讲课不是站在讲台前，而是挨着前排女生坐位，一屁股坐在课桌上，三句话之后，必有一段荤段子。后来有教育心理专业的老师解释说，这是懂得学生心理的教师。因为青春期男女每隔15分钟，脑子里就会想到异性或性。虽说是三年制研究生，在校园里上课的时间只有完整的一年，剩下来一年实习，再一年是写毕业论文加找工作。一般会把实习单位作为未来工作单位来选择的。那时研究生毕业是自然进入体制内的干部身份。我当时有继续留在广东也有回江苏工作的打算。实习单位先选择了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该报理论处副处长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陈刚，此人才气过人又古道热肠，不仅帮我联系到该处实习，还分享了他的单身宿舍。一间约为40平方米的筒子楼房间，一住就是大半年。虽然那些在报纸上发表的评论文章被处长修改的面目全非，但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署名评论文章，那是非常耀眼的。文章都是发表在作为该报享有盛名的“新华论坛”这一栏目中。这些文章在我后来找工作中，发挥了及其有效的敲门砖作用。论文答辩本来不是一个关口，但暨大新闻系老师之间的闹矛盾，时常把对方带的研究生作为靶子打。一位老师评委揪住我论文引用备注的页码错了，作了这样的推理：引用文的页码错了，引用文也就错了，因为那一页没有这段引用文。所以整个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好在校外评审专家请的是南方日报总编辑刘涛先生，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与我的导师有师生情谊。刘涛先生对我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也由于这层关系，毕业前南方日报社给我发出工作接收函，计划安排我在政文部做记者。后来考虑到暂时没有住房，集体宿舍远在珠江电影制片厂那里，便放弃了。有一天研究生处找我，要我去接听一个招收毕业生工作的单位电话。是广东省纪委宣教室搞宣传的工作岗位，后来我推荐邱同学去了。我则选择一去就有住房的珠海市委宣传机关。同时在江苏省电台工作的老朋友唐野苍先生帮忙下，该台也给我发出了工作接收函。手上握有多个单位工作接收函，最后还是选择了生活比较安逸的珠海。这也大大限制了我后来发展的空间。我也有过想去中央媒体工作的打算，拜托过我导师的老上级，曾任国家外文出版局领导的汪溪先生。汪溪与当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有过同事关系。汪溪就我想去经济日报工作的想法，专门给范敬宜写信问了。回答是，暂时不缺人。作为燕京大学高才人、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汪溪的思想就像年轻人。我曾陪同她去过珠海游玩，路途中她问我，你想入党吗？我说想。她居然说，真无聊！我感觉那一代老革命也陷入某种迷茫。她赞美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市场经济呈现的活力。又说，既然如此，我们当年为什么又要闹革命？人各有志，我后来“真无聊”了。不过，当我做到领导的时候，联想自己考研究生如此不易，我对我们单位年轻人，无论考研还是读博，或者往更好单位调动，无条件给予放行，甚至创造条件放行。“无聊”中做出了许多有益的事，也是一种欣慰。 编辑：吴勇胜总编辑：陆碧波 <link rel="stylesheet" href="//www.xinsubei.com/source/plugin/wcn_editor/public/wcn_editor_fit.css?v134_jDQ" id="wcn_editor_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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