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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农商总长
调停宋案 彼此相谅
革命既然已经结束，政治中心只能产生于对立的阵营，而这个阵营的强者便是袁世凯，在当时别无他人可以代替。袁世凯之所以能成为几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虽然主要是由于他掌握了北洋武装，但又不完全都是凭借于实力。他在旧官僚、旧军队体系的首脑人物中是知识结构比较近代化，而封建传统束缚也较为松弛的半新半旧的高级官员。直隶新政成绩辉煌也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罢官放逐使他与清朝的感情纽带濒于断绝，而强烈的野心则推动他有可能在一定机遇下起而夺取国家政权。久经宦海浮沉的老官僚大多善于揣摩他人心理，工于心计的袁世凯尤其善于此道。他用忠诚的姿态欺骗了清朝皇室，用信守共和欺骗了革命党人，又用统一和秩序欺骗了整个资产阶级。这些就为他登上总统宝座铺平了道路。
孙中山本来对袁世凯是有所防范的，但在“漫游燕晋齐鲁”以后思想也有了变化。认为“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也。”正是从这一点认识出发，孙中山决心集中力量从事铁路建设，黄兴也兴致勃勃地组织拓植协会，筹划大规模开发边疆。可是，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突然在上海被剌，很快就打破了国内的虚假和平局势，也使许多革命党人迅速觉醒起来。
张謇对于当前的时局作过相当审慎的观察与分折，他在东南绅商上层人物的敦促下，参与了一系列调停活动。张謇调停宋案的主张：第一，极力主张“剌宋”和“大借款”两案法律解决，坚决反对南方革命党人发起武力讨袁。第二，夸大辛亥革命期间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严重，并攻击革命领导人。第三，致力于分化国民党内部，而首先是想把多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黄兴劝说过来，使国民党失去最有威望的军事领袖。张謇虽然以第三者姿态出现，但始终没有一句话责备袁世凯，而通篇充塞着对革命党人的指控。
5月下旬，由于“宋案”和“大借款案”的争执日益激烈，整个政治局势也更加紧张起来，南北之间战争的爆发愈来愈迫近了。全国商会和杨廷栋、赵凤昌等都劝张謇亲自到上海加强调停活动。可是，袁世凯的“知觉”中却连民族资产阶级所讲的“国计民生”四个字也没有，他所追求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军事专政。6月9日，袁世凯首先把倾向于武装反抗的国民党江西都督本烈钧免职，他有意挑起一场国内战争，以便完全消灭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张謇等人在6月13日把汪精卫等预先拟定的三项妥协条件正式通知袁世凯。三项妥协条件归纳起来就是：1、国民党“为顾全大局计”，决定依然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2、严禁军人（指国民党都督）干政，并希望袁世凯在临时大总统任期内“暂不撤换”江西、安徽、广东、湖南四省国民党都督；3、“宋案”法律解决，而且将来追究论罪只到洪述祖、应桂馨为止，不再要求法庭传讯第二号主谋赵秉钧。
国民党妥协派越是委曲求全，袁世凯就越是气焰嚣张。6月14日，他进一步撤换了广东都督故汉民。6月30日，袁世凯又悍然撤除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同时北洋军队也步步加紧了对于江西和南京两地国民党武装的围逼，一场国内战争已经无可避免了。7月12日，江西湖口国民党军队在忍无可忍的紧急形势下，对北洋军队的猖狂进攻展开英勇反击。3天后，黄兴在抵抗派的推动下，领导另外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宣布独立。接着湖北、湖南、安徽、上海、福建、四川等地的国民党抵抗派，也纷纷策动起义或正式宣布独立，武力讨袁的革命旗帜终于举起来了。
张謇等人这一年多以来所最担心而又恐惧的“二次革命”到底还是爆发了，这自然使他们感到非常恼怒。于是，张謇断然表示停止调停，而且公开表明拥袁反孙的政治立场，把北洋军队称为“国军”，而把讨袁武装称为“叛军”。
“二次革命”的失败几乎是无可避免的。革命赢得了共和，但免不了以或多或少的破坏为代价。所以“二次革命”只不过是此后一系列挫败的开始。
识破张勋 调虎离山 “二次革命”爆发，国内局势极为动荡，清朝复避势力再次怂恿张勋乘机扩大地盘，以谋逐步颠覆共和，恢复清朝统治。张勋为人狂妄而又愚蠢，他一味“攘地贪功”，不惜付出重大代价于9月1日抢先攻入南京。辫子军进城以后，兽性大发，烧杀淫掳，造成极大的混乱与损害。同时又误伤3个日本人，引起日本政府严重抗议。一向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英帝国主义，对于这种局势更加表示极大的忧虑。张謇等江浙上层绅商抵制“二次革命”，本来是企望维持市场的稳定，却不料镇压“二次革命”又出现这样的后果，因此也非常不满而又焦急。
张勋攻占南京，归根到底是为袁世凯火中取栗。因为经过这次战役，辫子军战斗力损伤很大，而江北地区全被袁世凯嫡系军队控制，张勋甚至连原来据守的老巢兖州也丢失了。但在这段时间里，这却又造成极为复杂而又微妙的局势。原来，“二次革命”爆发以后，袁世凯分兵两路进攻江西与南京的讨袁军，分别以段芝贵、冯国璋任第一、二两军的军长，张勋的辫子军即属于第二军。按照袁世凯的意图，江苏都督的职位预定留给冯国璋，因为张勋并非北洋嫡系而且还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是由于张勋抢先攻进南京，袁世凯才不得不暂时任命他为江苏都督，借以酬劳他的战功并表示笼络之意。但张勋是清朝最忠实的鹰犬之一，对民主共和怀有刻骨仇恨，无时无刻不想实现清帝复辟。事实上，他已成为南方复辟势力的中心，并且与北方以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清朝宗室中的复辟势力，以及西北以升允为代表的另一支“遗臣”复辟势力互相呼应。
张謇等人极力抵制复辟活动，除在舆论上加以抨击之外，主要还是极力敦促袁世凯赶紧把张勋调离南京。9月6日，袁世凯给张謇的复电透露了用“调虎离山”之计解决张勋的问题。粗鲁莽撞的张勋自然斗不过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所以在12月16日终于被调任虚有其名的长江巡阅使，江苏都督的职务由冯国璋接任。在这次“调虎离山”过程中，张謇也曾参与某些计议。
张勋在南京的这番骚扰，还产生一个意外的效果，就是促使张謇决心入京参加以熊希龄为首的“名流内阁”。早在8月28日，熊希龄已经电请张謇出任工商总长。当时，张謇因为讨袁战争尚未结束，南方局势还不稳定，所以不愿到北京入阁，第二天就复电婉言谢辞。8月31日，熊希龄再次电请张謇出山。9月1日，袁世凯又亲自来电劝驾，这时，随着张勋进入南京以后局势的变化，张謇对于参加内阁的态度也发生明显的变化。9月3日，他代表江苏绅商向袁世凯电陈“任张（张勋）督苏之失”，请求立即撤换张勋。两天后，他另复一电专谈入阁问题，所表示的态度是“未辞亦未允行”，这种半推半拉的姿态，与其说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倒不如说是为了促使袁世凯尽早调走张勋。果然，9月6日，袁世凯来电隐约透露上述“调虎离山”计谋，张謇终于作了进京入阁的思想准备。
农商总长 推进立法 张謇对北上入阁持严肃而又持重的态度，在10月5、6两天，他还先后邀请汤寿潜、刘垣、孟森、雷奋等到南通“来商进止”，商谈的结果是：“立即北上”。于是，张謇于10月10日乘北京政府专门派来迎接的飞鹰兵舰到达浦口，然而转乘津浦路火车进京。
10月16日，张謇到达北京，第二天就与熊希龄、梁启超等到总统府商议大政方针。袁世凯不过是暂时利用这些东南名流来拉拢资产阶级并笼络南方人心，实际上是把他们当成为自己实现独裁专政铺平道路的垫脚石。可是，这些书生气十足的“第一流人才”，却对袁世凯的虚伪表态寄予希望，颇想利用中央政权来推行他们思谋已久的那套治国安民的方针政策。对张謇来说，尤其希望在农商总长任内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
从1913年10月到1915年11月，张謇在北京政府担任了两年农商总长。主要的政绩，表现于经济立法。规划虽然做了一部分，但由于经费奇缺，大多流于纸上谈兵。张謇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实业的机会，并结合考察日本及欧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深知健全经济立法实为发展民族农工商业之前提。他在就职之始发表的政见中，列举“扶植、防维、涵濡、发育”实业的4件大事，第一件就是“乞灵于法律”。他向国会报告说“故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将来提出关于农工商法案，若耕地整理法，森林保护工场法，及商人通则，及公司法、破产法，运输保险等规则，尚望两院平心审择，迅于通过，俾本部得所依据，用策进行”。张謇办事非常认真，“当时每颁布一项法规，先要规划制订方针，统一内部意见，然后写出说帖，分送各有关单位和人员，以制造舆论，再拟具提案到国会上争取通过。还要到一些带有学术性专门会议上作演讲，扩大社会影响，还须拟写具体实施方案，到国务院会议上发言。在搜罗多方面意见后，再将法规条文改送法制局审议，最后送大总统批准颁布”。
担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
两年中，张謇在农商部所制订的各种法令、条例、计划，基本上仍然保持着过去“民办官助”的主张。张謇当时在政治上虽然靠近袁世凯，但在经济上毕竟与交通系的财阀们有所不同。一般说来，他不主张把工商企业与国家政权直接结合起来，而是希望政府能够容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并尽量促使他们走向繁荣。在实业的各个部门中间，他仍然主张把发展的重点确定为纺织和钢铁，这也就是他所一贯标榜的“棉铁主义”。他经常强调纺织工业应该“听之民办”，并且特别鼓励人们向一直比较薄弱的织布企业投资。至于钢铁工业，他认为所需要的投资数额太大，为一般资本家所难以承担，最好由国家直接经营。当时的北京政府财政极为困窘，自然也无从向钢铁工业投入大量资金，所以他主张对铁矿采掘业实行“开放主义”（即吸收外资）。为了推行这些方针和“主义”，他曾先后主持拟订并提请公布了工商保息法、农林工商官制、矿法、公司条例、矿业条例、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业注册公司规则等等。同时还先后主持拟订了筹办棉、糖、林、牧等场计划。真可以说是雄心勃勃，颇思有所作为。
张謇接任农商总长不久，即已拟订合资、借款、代办等3种“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主要方式。这时美国侵略者也正在积极活动，所以张謇在1914年1月13日以全国水利局总裁的身份，首先和美国红十字会签订导淮借款2000万美元。借款条件是：以导淮区域全部官地和疏浚后受益田地的收益、施垦田地的收入以及当地运河航行的各项税收作为担保。显然，美国侵略者是打着慈善团体的招牌，企图逐步控制淮河流域，把这个地区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张謇认为：根据当代经济发展趋势，引进外国资本与引进外国科技同样为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须，至于如何维护民族主权与利益，关键在于独立自主而又完善健全的经济立法。这是他的认识水平高于一般只知拒外自守的地方士绅之处。
在“导淮”和石油两项借款合同订立以后，张謇的兴味更浓。他进一步的展开多方面的联美活动，渴望实现四年以前中美合办银行、航业的庞大计划，并且特地为此组织了游美实业报聘团，以参加旧金山博览会为名，专门从事联络美国资本家。大生资本集团原本与外国资本很少直接联系，现在也表现出明显的靠拢美国垄断资本的倾向。张謇在拟定招聘团名单时，有意安插大生的江导岷、沈燮均等一批得力助手，显然是想通过招聘活动加强大生集团与美国大资本家之间的联系。
图为张謇在水利上作出贡献，获得政府颁布的勋章
张謇这种寻求外国资金援助的积极性，在客观上适应了美、法等帝国主义加强侵略中国的扩张要求。不过由于欧战迅速爆发，美、法帝国主义暂时无力而且也不愿贸然向中国作大规模投资，因为他们都没有控制中国局势的充分把握。同时，中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和日、英帝国主义的极力阻挠，也使上述各项合同大多未能实际履行，例如，美国企图独占延长、建昌油矿的野心就没有实现，导淮借款也仅限于付出10万元作为勘察费用，中法劝业地产银行一直未能正式成立。可以说，张謇引进的外资未能取得多大成效，当然也就看不出有何种消极后果。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謇可以说是农商总长的最佳人选。他一上任就锐意改革，颇欲有所作为。他在任期内主要做了13个方面的事情：1、保护幼稚民族工业，招商领办官营企业；2、统一度量衡，便于国内外贸易；3、统一铸币权，便于金融往来与洋厘控制；4、引进外资，兴办实业；5、筹开商埠，坚持自主；6、裁厘减税，鼓励出口；7、招商投标，承运京师食粮；8、改组商会，适应民族工商业发展；9、鼓励垦荒，提倡科学种田；10、保护森林，提倡植树；11、筹建植棉等试验场；12、奖励海洋渔业，开展水产养殖；13、保护珍禽异兽，维护生态平衡。其思路与某些做法至今犹有借鉴意义。只是由于当时在国内外都筹集不到大规模发展实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更由于军阀政权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多方面摧残，张謇在农商总长任内的各项努力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张謇刚就职时已曾说过：“下走性不爱官，年逾六十，丁此纷庞之世，宁有问政之思。此次各方敦迫，趦趄就任，任事之久暂，视志愿之行否、气体之胜否为衡”。志愿既然难行，做事亦流于空言，这对于羁留官署的张謇当然是最大的痛苦，所以他还是回去从事自己的村落主义。
解散国会 最后决裂 张謇到任不久，就亲见袁世凯解散国会之举。袁世凯由于已经“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并且得到列强相继承认，便觉得国会不再有多大用处，而且反过来成为推行独裁专制的障碍物了。因此，他在1913年11月4日断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并且追缴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证书，使国会由于达不到法定人数而从此不能开会，实际上就是打算尽快解散国会。当进步党人知道袁世凯下令取消国民党“从乱”议员170余人资格，立即感到很大的忧虑。因此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梁启超都焦急地与张謇商议如何保存国会。11月7日，张謇与梁启超一起去谒见袁世凯，提出“维护国会”建议，即请总统府电令各省立即送候补议员入京，以便国会补足开会法定人数。
可是，袁世凯权势欲日益膨胀，他不仅要防止进步党分取政权，而且还要彻底铲除辛亥革命留下的共和政体。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利用北洋将领和各省都督的武力威胁，发表强硬声明，正式下令解散国会，接着又进一步下令停止地方会议。这样，梁启超等人从清末以来追求了近20年的议会制度，在袁世凯一纸命令下就这样被轻易破坏了，这不能不使他们逐步产生怨恨之情。
尽管进步党人仍然委曲求全，袁世凯已经不再愿意保留“第一流人才内阁”，他决心把全部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他在利用熊希龄的副署解散了国会以后，便授意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在财政上困逼这个内阁，又反过来利用安徽、四川、江苏等省都督对熊希龄肆意点名攻击。在极为难堪的形势下，熊希龄被迫于2月10日呈请辞去内阁总理职务。梁启超等知道袁世凯独裁野心已经无可遏制，便相继联袂辞职。
袁世凯在批准熊希龄辞职的同一天（2月12日），曾派杨士琦询问张謇是否与总理“同进退”。张謇当即明确答复：“就职之日，即当众宣布，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自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不因人也”。张謇的这番话是真诚的，他不是政客，更不是官迷，他一心一意只想发展实业、教育。就任农商总长还不过数月，如果不作任何革新的努力即撒手归去，那是不符合张謇志趣的。
头脑发热的袁世凯自然不会按照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意愿办事，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维持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市场稳定，而是如何满足自己称帝的政治野心。从5月1日开始，他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首先从一系列官制变更上恢复清朝体制，一切军国大事均由该堂议决，简直是军机处的复活，这样便把最高统治权集中在袁世凯手中。政事堂设国务卿，由徐世昌担任，他只是赞襄大总统政务，而且无须向任何机构负责，这就与国务院总理存在着根本区别，很像以前的首席军机大臣。还规定各部“直隶大总统”，只有执行部务之权，处理日常例行公事，不再能够通过国务院会议过问全国性政务。通过一系列的官制变更，帝制阴谋已经暴露无疑。张謇不愿与袁世凯共同承担恢复帝制的责任和风险，因此，于这年10月以“勘视淮灾”为名再次请假南下，而到11月就正式请求辞职。不过当时袁世凯没有批准。
1914年9月28日，张謇参加袁世凯的大祀礼时已经觉察袁的复辟帝制阴谋。
1915年春天，袁世凯急于实现帝制，不惜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进行最无耻的政治交易，企图以出卖民族利权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恢复帝制的支持。张謇一贯亲美仇日，从此更加深了与袁世凯之间的政见分歧。3月3日，张謇再次具呈请假，袁世凯可能是感到张謇对他的“联日”外交有些碍手碍脚，不仅立即准了假，而且还派亲日派周自齐署理农商总长。及至张謇南下以后，袁世凯便正式批准张謇辞去农商总长职务，这表明他们俩人在政治上已经明显的疏远了。7月中旬，张謇因为还没有辞掉全国水利局总裁的职务，所以一度来北京。这时，袁世凯的帝制阴谋更加公开化了，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刘师培等甚至想把张謇拉进筹安会为袁世凯帝制丑剧捧场。张謇已经在政海波涛中饱经沧桑，他敏感地意识到一场新的反袁风暴己经无可避免，断然拒绝了与“六君子”一起跳火坑。8月14日，筹安会正式公布发起宣言。两天后张謇再次请假，南下以后又正式辞去全国水利局总裁以及参政职务，完全摆脱与袁世凯政府之间的关系。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封建性的权势欲发展到顶点，悍然不顾舆论的反对而正式表示承受帝位。他自以为既然已经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且又集中了全部军政大权，当皇帝大概是万无一失。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历史的车轮毕竟是不可逆转的，人民的意志也是不可违背的。袁世凯一坐上龙椅，就把自己置于人民的火山口，而且吓走原来曾经拥护过他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甚至在北洋军阀内部也造成了严重的离心离德局面。袁世凯自己最后孤立了自己，他重复着清王朝走向毁灭的老路。袁世凯曾以清王朝当牺牲品换取南北的妥协，现在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作者：邹迎曦、陆碧波
编辑：吴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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