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于崇明岛注入东海，全长6397千米。它以滔滔江水为纽带，汇聚众多富有特色的风土民情，构成了富有南中国风貌特色的长江文化。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人生轨迹与长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借助于对长江的歌咏，寄托思乡之情，感悟人生之道，彰显出如同长江那样的浩荡胸怀。
1. 江行唱和：青春与憧憬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诞生于长江上游重要支流岷江之畔的眉州眉山县（今四川眉山）。在家乡的青山秀水滋养下，他饱读诗书，很早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并且宣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怀抱着经世致用的远大政治理想。嘉祐元年（1056），苏轼、苏辙兄弟随父苏洵进京赴试，并于次年同科进士及第，顿时轰动了京城，甚至出现了“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的民谣。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苏氏父子名动京师、风光无限之际，苏轼之母程氏在眉山病故。他们闻此噩耗，仓促离京，赶回眉山。苏轼兄弟从嘉祐二年（1057）六月起家居守制。四年（1059）秋，服丧期满，苏轼父子于十月启程，再度赴京。此次他们选择走长江水路：经由嘉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夔州，出三峡，抵达湖北江陵，然后改由陆路北上。他们顺江而下，饱览沿途风光，同题赋诗作文，并将途中所作一百多篇诗文编为《南行集》（又称《江行唱和集》）。其中有苏轼诗作42首，这是现存最早的一批苏诗作品，可以看作他诗歌创作的起点。
初发嘉州，苏轼歌咏道：“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初发嘉州》）美丽的故乡渐行渐远，虽然不免几分依恋，然而更多的则是对于伟大功业的憧憬。舟行江上，苏轼的心情轻松愉快，例如其诗作《江上看山》，观察群山在眼前纷至沓来，又倏忽而过，犹如奔马；小船疾驶在水流湍急的江面上，恰似飞鸟。高山绝壁之上，小径迂回盘旋，上山打柴的樵夫行走其上，恍如上界仙人。“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转瞬即逝的景物变幻，飞动流转、一气呵成，显示出苏轼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日人吉川幸次郎评之曰：“把沿急滩而下的船中所看到的沿岸群山比作奔驰的马群，这是他后来的诗中从心所欲地运用自由、奇警的观察、联想及作为其表现的比喻的开端。从船中向着走在绝壁小道上的人影——也许是樵夫，也许是农夫——挥手想要说话，这也是他后来的诗中像地下水一样渗透着的对于所有人的广泛的爱的开端。”
途经名胜古迹，苏轼凭吊忠州屈原塔，赞叹“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屈原塔》）；游历奉节白帝庙，赞赏西汉末年荆邯提出北上中原、争夺天下的主张：“荆邯真壮士，吴柱本经师。失计虽无及，图王固已奇。”（《白帝庙》）在《昭君村》中，他感慨王昭君祸福无常的命运，由此总结历史的教训：“古来人事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
苏轼终生都对长江风光充满着感情，他在担任徐州知州时，观赏唐人李思训所绘气势苍茫的《长江绝岛图》，心驰神往，沉醉其中，创作了题画诗《李思训长江绝岛图》，不仅描摹出浩荡的长江、两岸陡峭的山势，而且引发了丰富的想象，将大、小姑山比拟成两位绝代佳人，流露出对江山如画的无限赞美，展现了妙趣横生的艺术魅力。清人方东树评之曰：“神完气足，遒转空妙。”
2. 黄州岁月：苦闷与超越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刚刚摆脱“乌台诗案”牢狱之灾的苏轼在御史台差役的押解下离开京城，冒着风雪，赶往贬谪之地——长江之畔的黄州（今湖北黄冈）。
苏轼刚到黄州，寄居在定惠院，经常“闭门却扫，收召魂魄”。由于遭受乌台诗案的打击太深，他心有余悸，惧怕陌生的环境，在写给好友王巩的信中说：“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苏轼经常白天睡觉，到了晚上才悄悄跑到寺庙外散步，有时买一杯寡淡的村酿；但是竭力不让自己喝醉，只怕醉后乱说话。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表示：“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苏轼此期创作的咏物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描写孤寂萧索环境中，“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作者以独来独往的孤鸿自喻，表现自己贬谪在黄州的寂寞处境以及内心的郁苦。“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恰如词人在深沉的孤独凄苦中，坚守着自己决不苟合流俗、随波逐流的清高孤傲的品节。一个“冷”字收煞全篇，更加强了凄寒冷峭的意蕴格调。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评价此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苏轼在定惠院东边的小土山巧遇沦落荒谷的蜀中名花海棠，不由得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就像在举目无亲的异乡陡逢知己，创作了长诗《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此诗咏叹海棠的美丽而又孤独，就是作者自抒高洁，身世飘零，与海棠同病相怜，尤其是诗中“天涯流落俱可念”之句，堪称神来之笔，清人纪昀评之云：“纯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微深。”
苏轼初至黄州，即得到四川老乡王齐愈、王齐万、杜沂等人的热情关心，又与潘丙、古耕道、郭遘等黄州土著成为不拘形迹的知心朋友，还受到陈轼、徐大受、杨寀前后三任黄州知州的热情照拂；并且在鄂州知州朱寿昌的帮助下，苏家二十几口人住进了濒临长江的官府驿站——临皋亭。苏轼在《书临皋亭》中写道：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则随笔描写白云、清江、树林、山峰，种种景象纷至沓来，映入作者的眼帘，任由他在酒醉饭饱之后指点江山，更可见出自由潇洒。通篇突出了一个“闲”字，重要的是心闲，这样才能尽情享受一切的自然美景，即如其《临皋闲题》中所云：“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追求精神的解脱、审美的超越，并且感念大自然赐予的丰厚馈赠，连声说道：“惭愧！惭愧！”
宋人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中记载苏轼“初谪黄州，布衣芒履，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其《避暑录话》卷上又载：“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诙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一日夜饮后，酣醉的苏轼在友人陪同下返回临皋亭，信步走到江边，吟咏出词作《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作者在这首词作中，既交代了深夜万籁俱寂的环境，也引发出万千思绪，感叹自己受到世事牵累，身不由己，于是产生了乘舟而去、浪迹江海的愿望。苏轼写完词后，乘着酒兴与友人高歌数遍，然后各自分手，回家就寝。然而据《避暑录话》记载：“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
清人楼敬思说：“东坡灵气仙才，所作小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刘熙载也称：“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在黑暗的政局、冷酷的现实面前，苏轼只能在心中营造出超尘脱俗的仙境。元丰五年（1082），苏轼游览赤壁，填制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明人王世贞夸赞道：“学士此词，亦自雄壮，感慨千古。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
此词上片描写赤壁气象壮阔的江山雄奇之景，寄寓着自然永恒而人生无常的深刻矛盾。词人壮怀激烈，不由得怀想当年在此古战场上的无数英雄豪杰。下片歌咏周瑜风流倜傥的姿态和镇定自若的风度，并由此感发出自己怀才不遇、岁月蹉跎的悲叹。《东坡题跋》记李邦直语：“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饭，贤愚相远如此。”苏轼对此深有同感。因此，金人元好问指出：“夏口之战，古今喜称道之。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最后，苏轼感慨道：“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他在许多诗词当中，都共同抒写出“人生如梦”的感慨，而其一生中对于“人生如梦”的感慨是有前后变化的，在被贬黄州期间所抒发的“人生如梦”，确实蕴含着人生失意的悲凉。清人黄苏《蓼园词评》指出：“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
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的秋冬之季，连续两次携友游览赤壁，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
《前赤壁赋》灵活运用了传统赋体的主客问答形式，苏轼与吹洞箫者杨世昌两人的一番对话，其实都是作者的内心独白，是旧我与今我的对话，生动巧妙地表现了他的思想矛盾，对人生的思考，以及由悲转喜的变化过程。它不仅揭示出失意文人的内心苦闷，而且努力探寻排解苦闷的路径，代表着苏轼对生命的反省与超越。清人金圣叹评之曰：“游赤壁，受用现今无边风月，乃是此老一生本领。却因平平写不出来，故特借洞箫呜咽，忽然从曹公发议，然后接口一句喝倒，痛陈其胸前一片空阔了悟，妙甚。”高嵣《唐宋八家钞》卷六亦云：“有摹景处，有寄情处，有感慨处，有洒脱处，此赋仙也。”
同年十月，苏轼又创作了《后赤壁赋》。这篇辞赋的叙事由真入幻，开头像一段洋溢着生活气息的纪实小品，结尾却是充满着梦幻色彩的浪漫遐想，富有象征意味和人生哲理。作品所叙述的情节，就是苏轼自己心路历程的写照。他先是迎难而上，攀登上赤壁，看到一个人所未见的景象，但是由于自己的一声长啸而引起很大的风波：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他只得返回舟中，随波漂荡。这里似乎对应着苏轼遭受乌台诗案的打击，而处于流放之境。既然如此，那就什么都不必介怀，顺其自然，“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心灵从人世的纷扰中挣脱出来，获得了宁静，于是感受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缥缈神秘、没有半点烟火气息的世界。他在迷离恍惚的幻觉中进行人仙对话，最后又重返人间，实现了心境的自由与超越。全文构思空灵奇幻，云中孤鹤、梦中道士与诗人自身三而一，一而三，惝恍迷离，难以言说，读来真有“凭虚御风，羽化登仙”之感。明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十八云：“萧瑟。藉鹤与道士之梦，以发胸中旷达今古之思。”
在黄州期间，苏轼著书立说，写成了5卷《论语说》，“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又撰著了9卷《东坡易传》，由此形成了其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体系，被后世称为“苏学”。
3. 江州行迹：禅悦与理趣
元丰七年（1085）正月，宋神宗亲颁圣旨，改授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四月，苏轼一家辞别诸位黄州朋友，顺流东下，前往江州（今江西九江）。
来到江州后，苏轼与参寥同游庐山，眼前的秀美景色令其应接不暇，情不自禁地写诗歌咏道：“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初入庐山三首》其二）苏轼在筠州与苏辙一家团聚后，再上庐山游览胜迹。庐山有不少佛教临济宗禅僧住持的名刹，尤其是高僧东林常总，是黄龙派创始人黄龙慧南的弟子，苏轼在庐山与其会面。他在黄州谪居反思中获得的人生体悟，经过高僧的点拨和印证，心性更为透彻，并被禅门接纳为黄龙派法嗣。苏轼在东林常总的陪同下，游览西林寺，创作了名作《题西林壁》，揭示了一个普遍的道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此诗把生动形象的景物描绘和深刻哲理的揭示有机地融为一体，通过清新灵动的诗句，传递出兴会淋漓的“理趣”。
六月，苏轼与长子苏迈同游位于鄱阳湖口的石钟山，创作了《石钟山记》，表现了“尽信书不如无书”、敢于探奇历险、标新立异的治学精神。文章绘声绘色地重现了月夜探幽的过程与雄奇幽峭的景色，使人读后恍若身临其境，获得寻幽探奇的独特审美享受。这篇文章的主旨可以与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对读，而其意境风格又跟苏轼此前的《后赤壁赋》暗合。
4. 金陵交往：反思与和解
苏轼及其家族与王安石有着极深的怨怼。早在嘉祐六年（1061），苏轼参加制举。他在制策中全面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与王安石两年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截然相反。就在众考官对苏轼的“文义灿然”交口称赞之时，王安石却斥责其文“全类战国文章”，并称：“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随后，他在任命苏轼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而且王安石拒绝起草苏辙出任商州推官的制文，导致苏辙索性以侍奉老父为名，毅然辞官，这就为“王苏交恶”埋下了伏笔。
两年后，苏洵写作文章《辨奸论》攻击王安石，讥刺他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且预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此后，神宗曾询问王安石：“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回答道：“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意在指责苏轼兄弟没有固定的政治立场，专事察言观色，伺机邀宠幸进。他又多次阻止苏轼参修《中书条例》《起居注》，并对苏轼所呈《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拟进士对御试策》等奏章恼羞成怒。《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载：“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又白上云：‘……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王安石不仅将苏轼视作敢作空谈的书生、反对新法的意见领袖，甚至将其看作司马光背后的谋主，俨然成为代表整个旧党的政治发言人，因此对他给予了沉重打击。《宋史·苏轼传》载：“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他利用亲家、谏官谢景温诬劾苏轼兄弟挟卖私盐，将苏轼排挤出朝廷，为此后的“乌台诗案”埋下了祸根。
黄州五载的谪居反思，促使苏轼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重新看待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逐渐认识到新法的精神实质是抑制豪强地主和兼并势力的利益，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统治，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本来也是他所追求的目标，正如南宋人朱熹所论：“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同时，苏轼也认识到，新法虽有流弊，却有可取之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促使他主动实现了与王安石的和解。
王安石自从神宗熙宁九年（1076）再度罢相，退居金陵，住在钟山附近的半山园，从此不问世事。在他掌权期间，阿谀攀附之徒层出不穷，据宋人张师正《倦游杂录》卷二载：“有善谀者，熙宁中曾以先光禄卿荐守番禺，尝启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躯日益安健，唯愿早就木，冀得丞相一埋铭，庶几名附雄文，不磨灭于后世。’”可是，当王安石退居金陵后，却无人拜谒、门可罗雀，即如张舜民为王安石所作《挽词》中所慨叹的那样：“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虽然心怀芥蒂，元丰七年（1085）刚走出黄州的苏轼，却特意绕道，前往金陵拜望已经退居多年的王安石。朱弁《曲洧旧闻》卷五记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昔日雷厉风行的大宰相，如今已成为风烛残年的孤独老者，苏轼感觉到莫名的酸楚。“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
王安石曾对人赞叹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人同游钟山，谈禅说诗，迭相唱和，颇有相见恨晚之意。苏轼在《与王荆公二首》之一中说：“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王安石殷切劝说苏轼在金陵买田置产，比邻而居。面对此番盛情，苏轼深受感动，在《次荆公韵四绝》其三中诚恳地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他们在这里达成了政治的和解、精神的共契。苏轼积极在金陵购置田宅，却未能成功，于是转往附近的真州（今江苏仪征）访求，并在《与王荆公二首》之二中自述：“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可惜买田之事最终未能如愿，一年之后，王安石黯然离世。
5. 润州情结：逍遥与释然
苏轼在南来北往的一生行程中，有十多次经过润州（今江苏镇江），与当地的圆通、佛印、苏颂、刁约、米芾、柳瑾、蔡肇等僧俗人士多有交往，同时遍游润州山水名胜，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元丰七年（1084）八月，苏轼经过润州，得到知州许遵的盛情接待，并且安排他借居于蒜山。苏轼写诗道：“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表达了自己隐居蒜山的想法。
苏轼与润州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江中佛岛金山，在那里创作了许多诗歌。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初三，苏轼途径润州，访宝觉、圆通二僧，夜宿寺中，写下了长诗《游金山寺》，流露出复杂的人生情绪。中间数句写景：“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这是描写作者所见到的江面景象：黄昏时分，微风轻拂，辽阔的江面上泛起有如靴子纹理一样的细细水波，天空中断断续续的晚霞恰似火红的鱼尾。夜幕降临，一弯新月悬挂天空。二更时分，月落西边，整个天地一片漆黑。忽然，江心当中冒出一道明亮的火炬，光芒四射，照得山崖上栖息的乌鹊绕树惊飞。苏轼对此异象郑重其事地注释道：“是夜所见如此。”诗人惊魂未定，疑惑万分：“非鬼非人竟何物？”于是怀着怅然若失的心情回到僧房。苏轼内心琢磨：“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想到这里，诗人对江神谢罪，指水发誓：“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评之曰：“通篇遂全就望乡归山落思，可作《庄子·秋水篇》读。”
苏轼与金山寺佛印长老关系甚密。元祐四年（1089），他由翰林学士赴任杭州知州，途经润州，前往金山寺拜望老友佛印。苏轼刚走进佛印的禅房，佛印便笑道：“内翰何来？此间无坐处。”苏轼当即以禅语对答：“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佛印便说：“山僧有一转语，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则所系玉带，愿留以镇山门。”苏轼欣然同意，“便解带置几上”。佛印问：“山僧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欲于何处坐？”苏轼正在寻思如何对答，佛印急忙命人拿走了玉带，并取出一件衲袍相赠。苏轼《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次韵二首》其一即写道：“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据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记载：“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澒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袁）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苏轼在袁绹歌后的翩然起舞，摆脱了现实生活的所有烦恼，获得了大解脱、大自在，实现了精神的逍遥游。
苏轼在润州，还与焦山的纶长老关系密切，曾经在他的启示下，顿然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其诗作《书焦山纶长老壁》记载了这样的过程：苏轼非常景仰纶长老，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求教：人生的真谛是什么？纶长老对此默然不答。其实长老并非没有作答，只是诗人一时之间未能领悟他沉默不答的用意。苏轼当晚借宿在焦山僧房内，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参悟纶长老无言的禅机。最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之所以会产生烦恼，正在于过分关注和执着于外在的事物。“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无著处。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这个比喻虽然浅显，却蕴含着“关心则乱”的深意。苏轼“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
概而言之，苏轼生于长江头，卒于长江尾。他在这条烟波浩渺的长江之上，经历了黄州贬谪的落寞、政治命运的反思、佛禅思想的濡染，由此构成了丰富的情思脉络，在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明月朗照之下，获得了人生解脱的达然。
苏轼一生宦游各地，其中包括五次担任运河沿岸四座城市的官员，分别是：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为期三年；十年（1077）任徐州知州，为期两年；元丰二年（1079）任湖州知州，为期半年；元祐四年（1089）任杭州知州，为期两年；七年（1092）任扬州知州，为期一年半。总计而言，苏轼在运河沿岸仕宦的时间长达九年，占据他政治生命的很大比例。脉脉流淌的运河构成了苏轼的事业线，留下了他勤政爱民的卓著功绩，也见证了其身处新旧党争漩涡之中的无奈和抗争。
1. 关爱民生
苏轼一生不尚空谈，注重实践；其思想博采众长，又能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做出实事求是的取舍。他在担任杭州通判时，与知州陈襄（字述古）关系甚笃，两人都喜好禅学，但态度颇不相同。苏轼在写给毕仲举的信中云：“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苏轼认为，与其沉溺于玄虚奥妙、不切实际的高论，不如掌握浅显而实用的学说并付诸实践。
在政治主张上，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他一生中无论在朝在野、顺境逆境，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积极态度来对待人生，也做出了许多关爱民生的善举。苏轼在担任徐州知州时，发现当地百姓缺少柴火，冰天雪地时甚至被冻裂了腿骨。他对此忧心如焚，派人四处寻找煤矿，终于在徐州西南面白土镇附近的山里找到了储量丰富、品质优良的煤矿，不但解决了百姓的燃眉之急，而且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徐州宋代以来煤矿业的发达，应该感念苏轼的首创之功。
元祐七年（1092），苏轼从颍州调任扬州知州，发现广大百姓背负着沉重的积欠，始终摆脱不了缺衣少食的困境。苏轼心情沉重，奋笔上呈《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等奏疏，为民请命，痛陈“为积欠所苦，如负千钧而行”的惨状，呼吁朝廷“与天下疲民，一洗疮痏”，终获准诏免除积欠。
扬州盛产芍药花，蔡京担任扬州知州时，仿效洛阳万花会的做法，于此举办万花会，大批官吏、奸商藉此机会牟取暴利，百姓不堪其苦。苏轼本人虽然对芍药非常喜爱，歌咏其可人的姿态：“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著薄罗裳”（《芍药》）、“红玉半开菩萨面，丹砂浓点柳枝唇。”（《浣溪沙》）但是他决不肯“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毅然决定停办劳民伤财的万花会，百姓闻之欢欣鼓舞。他写信给王巩说：“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2. 救灾抗疫
在苏轼的一生治迹中，经历了多次救灾赈济的事件，体现出他不计得失、救民水火的优良品质和卓越才干。熙宁七年（1074），浙东发生严重的蝗灾，杭州通判苏轼前往临安县督促捕捉蝗虫。他终日奔走在山间，累得筋疲力尽。大群的蝗虫飞扑而来，所过之地，寸草不留。束手无策的农民望天而泣，苏轼跟他们一样难过，在寄给苏辙的诗中自嘲说：“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戏子由》）
熙宁十年（1077），苏轼赴任徐州知州不久，黄河决口，汹涌的洪水扑向徐州，城池危在旦夕。城内百姓人心惶惶，不少有钱人纷纷带着细软财物，打算出城避难。苏轼穿着草鞋，拄着木杖，把那些富人劝回城中，表明自己的决心：“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他亲自赶往武卫营，恳请禁军参与抗洪。军民共同奋战，终于赶在最大洪峰到来之前，筑起了一道长984丈、高一丈、宽两丈的东南长堤，同时加固了其他各处堤防。七十多天后，洪水终于消退，徐州城得以保全。为了防患于未然，苏轼又未雨绸缪地筹划加固防水工程；并且建起了一座十丈高的楼台：黄楼。远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职的苏辙专门撰写《黄楼赋并叙》为兄长庆贺。这篇赋的叙中总结苏轼领导抗洪的三个特点：“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溃”“水既去而民益亲”。
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他甫一到任，就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浙西多地发生灾情，所辖七州去冬今春水涝不止，早稻未能下种；五、六月以来又连续干旱，晚稻也收成无望。粮食歉收，米价飞涨，情势非常危急。苏轼立即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粜济饥等状》，申报灾情，请求缓交浙西七州的上供米；请求赐予僧尼度牒二百道，为救灾筹集款项；从没有遭灾的临近地区收购粮食，并且将减免的上供米及义仓里的存米在饥荒的时节投放市场，以平抑粮价。由于苏轼领导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是杭州的米价一直保持平稳。
水旱灾情之后，次年春季又爆发了严重的疫情。苏轼忧心如焚，急忙招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走遍了杭州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他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配制成老友巢谷所传治疗瘟疫的“圣散子”秘方，命人在街头架起大锅熬煎，过往行人，“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治愈了无数病人。苏轼还特邀蕲水名医庞安常赶赴杭州，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捐献出自己积蓄的50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充分体现出苏轼的仁者胸怀。
3. 兴修水利
杭州近海，其水咸苦，“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唐时杭州刺史李泌曾在城区各处建造了六口大井，引西湖淡水，供应全城饮用。及至宋朝，六井已淤塞废置。熙宁五年（1072），知府陈襄动工疏浚西湖六井，苏轼积极参与其事，并作《钱塘六井记》，详细记叙了六井的历史和整治六井的全过程。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任杭州知州，获悉上述诸井皆已淤塞，百姓饮水十分困难。苏轼便礼聘当年参与治井的僧人子珪指导修缮诸井，改用瓦筒来引水，筒外再盛以石槽，将清澈的西湖水源源不断地引入疏浚后的六井，又在北郊取水较难的军队驻地新掘二井，此外，苏轼组织军民，还“以工代赈”，将救灾与兴修水利结合在一起，疏浚了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的要道——茅山河、盐桥河。
北宋建国后，西湖被确定为皇家放生池，每逢旱季，湖水变浅，极易滋生葑草，造成大面积淤塞。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书朝廷，力陈治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指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中亦云：“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而近年以来，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苏轼亲自带领兵士和“以工代赈”的民工开掘葑滩，疏浚湖底。然后用葑草和淤泥在湖中新筑一道南北走向的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上建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六桥。长堤建成后，苏轼兴高采烈地挥毫：“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人们将此如长龙卧波的长堤称为“苏公堤”，后简称为“苏堤”。浚湖工程结束后，苏轼下令将原先的葑田全部改成菱荡，租给湖边农民种植，并且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办法，还在湖中竖立了三座小石塔，明令禁止在石塔以内的水域种植菱荷茭白，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三潭印月”。西湖疏浚工程取得成效后，苏轼自豪地宣布：“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其一）、“卷却西湖千顷葑，笑看鱼尾更莘莘”（《次韵林子中见寄》）。
苏轼在杭州救灾赈济、兴修水利、德泽百姓，赢得了杭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宋史·苏轼传》载：“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人们自发地在苏堤上建有生祠，家家户户悬挂着他的画像，虔诚地为这位好太守祈求福寿。
4. 揭露时弊
苏轼在担任杭州通判期间，正值王安石新法全面推行。通判的重要职责就是问囚决狱，面对被新法折磨的苦难百姓，苏轼一方面不得不执行朝令，在一片哀号声中签署无情的判词，良心受到谴责；但是他仍然尽可能地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帮助百姓，即如《宋史·苏轼传》所说：“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另一方面，面对新法推行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他无法视而不见、隐忍不言，于是情不自禁地拿起手中的笔，表达出自己的反对态度。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以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冬在湖州创作了《吴中田妇叹》，描述江浙一带农民遭受秋雨灾害的悲惨生活，进一步控诉了新法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的严酷现实。“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揭露官府故意压价，造成谷贱伤农的事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农民被逼卖牛凑钱，交纳繁重的赋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如此情状，恰如司马光在熙宁七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言：“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
苏轼的《山村五绝》集中而尖锐地反映了新法推行后对农村造成的巨大危害。例如其二所写“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讥讽朝廷盐法过严，导致民间武装走私贩卖；其三“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巧妙采用孔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来加以反比，同样讥讽盐法太急，致使百姓长期无盐可食。其四写道：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此诗揭露朝廷推行青苗法、助役法致使农民争着跑到城里去借青苗钱，可是钱到手后随即就被胡乱花掉，剩下来的唯一收获就是农村孩子长期厮混在城市当中，学会了一些城里人的口音。上述诗作都对新法弊端加以批判，对广大农民寄寓了深切同情。正因为如此，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被御史李定、舒亶弹劾，指其《山村五绝》等诗作“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故而遭受到“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
宋神宗下达圣旨，李定命太常博士皇甫遵带着士兵，星夜兼程，直扑湖州，抓捕知州苏轼。孔平仲在《孔氏谈苑》中记载苏轼被系出城登舟时的情景：“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官船行至太湖，暂时停泊在鲈香亭下。苏轼斜倚着船边的窗户，被官兵严加看管。“是夕，风涛澒洞，月色如昼。子瞻自惟：‘仓卒被拉去，事不可测，必是下吏，所连逮者多。如闭目窣身入水，顷刻间耳。’既为此计，又复思曰：‘不欲辜负老弟。’弟，谓子由也。言己有不幸，则子由必不独生也。”如果那一夜苏轼纵身一跃，中国文化史的光辉将会变得孤寂黯然。
苏轼一生四处漂泊，他的人生终点定格在长江、运河环绕的常州。早在嘉祐二年新科进士的琼林宴上，苏轼与常州宜兴人蒋之奇比邻而坐，相谈甚欢。蒋之奇向苏轼夸赞自己家乡的溪山胜景，令其心驰神往，萌生了家居于此的初念。明人焦竑即云：“东坡自嘉祐登第，即与同年蒋之奇有终老阳羡之约。”元丰七年（1085），经历了五载黄州谪居磨难的苏轼在真州巧遇时任江、淮、荆、浙发运副使的蒋之奇。两人久别重逢，席间再提琼林宴上卜居阳羡的旧约，蒋氏随即帮助张罗苏轼于阳羡购田事宜。苏轼《次韵蒋颖叔》诗中即云：“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故此，清人王文诰曰：“归宜兴事，始于蒋之奇，而成于蒋之奇。……故公自齐安以来，求田甚难，而至是，则一拍即可也。”苏轼对宜兴很有感情，他在《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其一中写道：“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在《菩萨蛮》词中写道：“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物外游。”这些诗句都表明，苏轼把宜兴当作远离尘嚣、返璞归真的精神栖息之所。
苏轼不愿移居汝州，遂向神宗呈上《乞常州居住表》。次年，朝廷下达诏令，批准苏轼乞居常州的申请：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五月，苏轼举家抵达常州，筹划购置新居。六月，却接到任命，以朝奉郎起知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军州事，从而离开了常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历经数年海南谪居厄运的苏轼得以北返大陆。他一直为定居何处而举棋不定：既想终老于魂牵梦绕的常州，又期盼与胞弟苏辙在颖昌（今河南许昌）欢度晚年。然而朝廷政局的突变促使他打消了退居颖昌的想法，远离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其实，早在元祐年间在朝任职时，苏轼就时常向往终老于宁静的江南乡村：“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之一）
多年的岭海迁谪令苏轼身染瘴疠，长期的以舟为家更加导致其精力衰颓。他在真州饮冷多度，罹患严重的痢疾；此后又瘴毒大作，腹泻不止，坐卧难安，衰弱疲惫到了极点。六月十五日，苏轼舟行抵达常州，“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千万人随观之。坡顾坐客曰：‘莫看杀我否？’则素知彼民爱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苏轼的病情日趋严重、沉疴难愈，最终于七月二十八日溘然长逝。苏轼病逝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四方哀悼，山河同悲。“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
苏轼热爱故乡，虽然他的大半生都在异乡漂泊，但是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他魂牵梦绕的对象，乡情和乡愁成为苏轼诗词的一大主题。他于嘉祐末年任职凤翔签判时，所作《凤翔八观·东湖》开头歌咏道：“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并且通过与凤翔恶劣环境的比较，更加流露出对故乡的深切思念。被贬黄州期间，苏轼所作《南乡子》（晚景落琼杯），通过春日晚照落入酒杯的景致，联想到故乡的江水挟带着岷山和峨眉山的春雪奔流而下，泛起一层层洁白如雪的浪花，好似新鲜酿造的葡萄琼浆：“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扑鼻的酒香中便多了一层慰藉乡愁的意绪。他在《游金山寺》诗中开头写道：“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一起高屋建瓴，为蜀人独足夸口处”。接着登高远眺，抒写对于家乡的思念：“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最后更对江神谢罪，指水发誓：“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元祐八年（1093），苏轼知定州，得到了一块太行山的奇石，“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遂命名为“雪浪石”。他又借对雪浪石的歌咏，抒发出对四川家乡山水的思念：“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雪浪石》）
然而，苏轼的思想又能自由通脱，情感既执着又潇洒。他固然对故乡心心所念，在远离故乡的其他地方也能安之若素，即如其在黄州所写《临皋闲题》中所云：“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他在写给赵昶的信中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元丰七年（1084），苏轼即将离开黄州，作《满庭芳》词以述怀，首先交代自己乡关何处：“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他虽然思念远在岷峨的家乡，但是数年的黄州岁月已使其将这里视作第二故乡：“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苏轼对黄州充满着依恋，打算将来回归黄州、终老于此：“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离开黄州后，苏轼时常怀念此地。其《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中对于黄州的景致魂牵梦绕：“五年不踏江头路，梦逐东风泛苹芷。江梅山杏为谁容，独笑依依临野水。”并在诗后自题：“仆去黄州五周岁矣。饮食梦寐，未尝忘之。”苏轼所作的题画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更将这份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诗中“春风”四句分别描写黄州春、夏、秋、冬四时之景，诗人期待回到如同桃花源那样的幽绝之地诗意栖居、远离尘嚣。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他在《临江仙·送钱穆父》中感叹道：“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又在《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中歌咏道：“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在“潮来”与“潮归”、“有情”与“无情”之间，隐含着无限的人世苍凉、悲欢离合。在此思想基础上，苏轼对“家”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带上更多随遇而安、处处为家的达然况味。熙宁五年（1072），担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写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五）他要在杭州的湖山胜处安家。元祐年间，出任杭州知州的苏轼又称：“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因此，宋人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缘在东南”条即云：“东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间。其始通守余杭，后又为守。杭人乐其政，而公乐其湖山。尝过寿星院，恍然记若前身游历者。其于是邦，每有朱仲卿桐乡之念。”
绍圣元年（1094），苏轼谪居惠州，又作诗抒怀：“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元符三年（1100），苏轼北返大陆、留别海南父老时，也不由感叹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此种情态更加贴切地表现在他为王巩爱妾宇文柔奴所作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词中：“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表明他不但随遇而安，而且视他乡如故乡，从而实现了心灵的诗意栖居。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荐稿：缪荣株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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