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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方自治
合营自治 村落主义
张謇在为立宪运动奔波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放松或停止他的实业、教育等事业方面的实践活动，积极推行他的村落主义的主张。随着自身实力的扩大与阅历的加深，他对于地方自治范围的理解也越来越广泛。他自己后来回忆说：“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不过这荦荦诸端，归纳起来还是他常说的实业、教育、慈善三大项；因为水利、交通都可以归并为实业，而公益与慈善又大都属于市政与社会福利范畴。这里只需要强调一点，即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越来越重视地方自治的政治性质，并且把它看做是“立宪之根本”。他到处宣传：“立宪基础，首在地方自治”。
图为光绪二十八年成立的韩墨林印书局
张謇直言不讳地指出“自治须有资本”，所以他把实业看做是地方自治的“根本”。他曾解释实业、教育、慈善三者之间的关系时说：“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
图为大生厂补助、张氏夫妇捐助的女子师范学校
张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从日本考察回来以后，便把他历来主张的村落主义与具有现代理念的地方自治结合起来，加强了各方面的经济建设。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陆续设立学校公共植物园、通州五属学务处、新育婴堂、翰墨林书局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建南通博物苑、吴淞商船学校，并筹议创办淮属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等先后奏请颁行地方自治制度，张謇的积极性更为增强。这一年，他设立了南通五属学校、铁路学校、法政讲习所、中国图书公司，协助创办复旦书院，并被推为宁属学务会长和苏省铁路公司协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謇奉命筹办江苏省有关立宪事宜，而首先就是着手测绘地方舆图。因为他认为：“地方自治，则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宜辨也，都鄙封洫宜辨也，墟落市镇道路庐舍宜辨也。旧时方志之图不足据，军用之图又不能容；然欲求自治，则必自有舆图始。欲有舆图，则必自测绘始”。此后，随着立宪运动的不断深入开展，他所从事的地方自治活动范围日益广泛而内容也日益复杂。宣统元年（1909），改良地方监狱，筹议设立导淮水利公司，并且被推举为江宁商业高等（学校）监督和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宣统二年（1910），积极参与筹办江宁南洋劝业（博览）会，并设立劝业研究会等等。
图为南通博物苑中馆和南馆
这一纸简略的清单，自然不足以说明张謇的全部活动，但至少可以体现出他在通海地区以至江苏全省经营地方自治的斐然成绩。他曾经概括地总结自己兴办地方事业的全过程：“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盖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少，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张謇怀救世救民之心，但他的思想毕竟难以超越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与水平。
张謇也没有放松对通海以外地区发展的努力，他与许鼎霖考察过贾汪煤矿，也倡导过淮安、海州、扬州、通州所属各地“合营自治”。只是由于实力有限，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民国六年南通县水利会开幕合影
张謇始终是地方自治的服膺者和倡导者。多年以后，他仍然强调：“治本维何？即各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当时由于清朝政府的阳为提倡而阴为阻隔，加以中国缺少欧洲国家那种城市自治或团体自治的传统，清末的地方自治终于收效甚微，这是中国近代民权运动历史的一大缺憾。当然，离开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主流，孤立地经营地方自治，那是注定要遭到失败的。
铁路国有 苏路自办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铁路在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文化上的作用愈来愈大，而由于清朝政府的屈从列强，中国路权在20世纪初年已经丧失殆尽。据统计，中国有91.3%的铁路直接或间接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这一严重的情况，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怵目惊心，而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内市场，对此尤感忧虑。因此，伴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抵制美货运动而带来的是意义更为深远的收回路权运动。
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收回路权运动显得分外活跃。江苏绅商最初是要求收回津镇铁路主权，同时又强烈反对盛宣怀把沪宁铁路主权出卖给英国银公司（即中英公司）。光绪三十年（1904）英国开始建筑沪宁铁路，引起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留日学生、国内学生、各地绅商以及一部分苏籍中小京官，纷纷表示抗议。在这次斗争中，张謇以商部头等顾问官的身份致电商部，推举苏南大绅士王清穆、恽祖祁为沪宁路监督。又致电两江总督周馥，痛陈路权丧失的危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浙江铁路公司集股已达四百余万元，并且立即开工修筑杭嘉线。江苏绅商也积极行动起来，张謇等人首先在上海筹议收回路权自办，紧接着就是“江苏通省京官暨在籍绅士”恽毓鼎等256人共同呈请准予设立江苏省铁路有限公司。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承认“苏路自办”，并且批准由王清穆和张謇分别担任苏路公司的总协理。四月二十八日，苏省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两天后就开始讨论路股章程，着手筹款，选定地基，聘请工程师，开始规划江苏全省的铁路工程，极力抵制英国银公司对于江苏路权的侵夺。
苏省铁路公司计划修筑南北两线。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江南沪嘉线正式开工，与浙江铁路公司修筑的杭嘉线密切相呼应。北线原拟由海州经徐州入河南，由张謇负责主持修筑工程。他曾亲自在清江浦选定铜元局作为苏路公司驻浦办事所，也就是苏路北线的领导机关。他们开始修建从清江浦到徐州的铁路。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张謇为了专心经营北线，连苏省铁路公司协理职务也辞掉了。此后，他除了到处奔走劝集路股外，还曾多次到清江浦亲自视察北线工程。
张謇在主持苏路北线工程以后，便积极筹划修筑清通支线。这显然是谋求促进通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把大生资本集团的势力努力扩大到整个江淮地区，逐步实现原来拟议的“徐州建省”计划。同时，张謇本人就是苏路公司的股东，苏路北线的“桥、车诸工”都是由资生铁厂承包，这也可以为大生集团多少增加一些利润。
正当苏路北线工程紧张进行的时候，苏路南线沪嘉段在宣统元年（1909）四月十二日通车了。这是苏省铁路成立后首先取得的一大成就，张謇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通车典礼。但是好景不长，时隔一年，清朝政府便屈从帝国主义旨意，悍然向商办沪杭甬铁路开刀了。原来，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英国驻华公使即已多次威胁清朝政府，要求勒令苏浙铁路公司停工。但当时清廷害怕引起当地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所以暂时未能允诺，才使苏浙铁路修筑取得一些进展。此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掠夺的加强，买办官僚盛宣怀怂恿清廷以“铁路国有”名义大借外债并出卖路权。同时，他们又枪打出头鸟，企图迫使商办铁路公司的领导人结束收回路权运动。张謇的亲密伙伴汤寿潜，因此便成为首先遭受打击的受害者。
自然也还应该看到，清政府当时借款筑路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川粤汉两大干路，因此卖路与反卖路斗争的焦点也就很自然地集中到两湖和川、粤一带。相对地说，清政府对于川汉、粤汉两路采取更为死硬的政策和高压的手段，而对于并非主要目标的沪杭甬路则作了极为微小的“让步”，这对于苏浙保路风潮也起了某些缓解作用。同时，清政府对于影响较大的张謇、汤寿潜等很快又采取了加强拉拢和利用的手法。宣统三年（1911）初，北京盛传即将任命张謇、郑孝胥为新内阁秘书长。不久，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又相继入京，盛宣怀（时任邮传部尚书）和端方（时任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等对他们大肆笼络，一会儿准备为汤寿潜开复革职处分，一会儿打算命郑孝胥为湖南藩司，一会儿又要推荐张謇为农工商部侍郎。这样更加轻化了所谓“东南三大名流”，使得他们很快就转而赞成“干路国有”政策，甚至还为清政府筹划如何对付川、粤、汉铁路风潮。
劝业博览 备品赴赛 劝业会即博览会，是资本主义国家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一种传统手段。张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自参观大阪博览会，已经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光绪三十二年（1906），意大利在密拉喏举行博览会。清廷应意大利驻华公使之请，谕令各省“备品赴赛”，实际上是空洞号召，并无任何积极措施。由于张謇当时正在经营江浙渔业公司，商部即命他准备渔业产品送往该会，并咨商沿海七省督抚筹集赴赛费用。由于朝廷命公司承办，地方官员态度消极，总共只集资二万五千两。张謇不畏艰难，请人“摹绘吾国渔界为海图，复以公司董事樊大守棻备运赛品以媵之”，并且访求到温州郭凤鸣、宁波陈巨纲等干练人员运送赛品前往陈列。郭、陈两人“皆目能辨鱼类，口能说渔具，而手能记渔事，与之谈渔业，渊然莹然”。这样才算圆满结束赴赛活动。会后郭凤鸣写成《意大利万国博览会纪略》《调查欧西实业纪要》两书，张謇反复阅读，深受剌激。这次中国参展的商品很少，而且展品也大多粗劣，只有张謇创办的盐业公司吕四场盐得头等奖，酿造公司的酒、颐生公司的罐头得金牌奖。张謇不胜感慨，为郭凤鸣两本书作序：“夫赛会云者，各况其长，而短者取人之长而自益。今以我视同列于会场之国，未暇论长短，而当论有无，则是我国实业尚在胚胎，未可遽言幼稚”。因此，他对于拟议中的我国自己举办南洋劝业会寄予很高的希望。
图为南洋劝业会外景
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在南京设立劝业会事务所，具体负责劝业会的筹办事宜。同时还设立协赞总会，作为联络各地官、绅、商共“谋南洋第一次劝业之发达”的社会团体。七月十三日，清廷下谕正式同意开办南洋劝业会：“两江风气早开，民物繁盛，自应就地设会，树各省之模型，着派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为该会正会长，并着各督抚筹办协会出品各事。”此后筹备工作更为加紧进行。
沈寿绣《倍克像》参展南洋劝业会
宣统二年（1910）四月二十八日，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在江宁正式揭幕，会场占地700余亩，两江展览馆规模最大，设有教育、工艺、农业、机械、通运、美术、卫生、武备、京畿等馆；并设暨南馆，陈列南洋华侨产品；设第一、第二、第三参考馆，展览欧美、日本等外国产品；还附设一个劝工场。外省自建者则有直隶馆、东三省馆、山陕馆、湖北馆、湖南馆、四川馆、河南馆、山东馆、云贵馆、浙江馆、福建馆、安徽馆、江西馆等十余所。此外还有三个专门实业馆，即江宁缎业馆、湖南磁业馆、博山玻璃馆；三个特别馆，即江南制造局兰锜馆、广东教育协会教育出品馆、江浙渔业公司水产馆。全部展品号称100万件，共分24部、440类；可谓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参观人数之众多（20余万人），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都是空前的。劝业会闭幕后，日本及时出版《南京博览会各省展品调查书》，长达1425页，被誉为“出有凭据的清国物产志”。
1915年美国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颁布给张謇的荣誉大奖
张謇对南洋劝业会自始至终都非常关心。他曾发起成立劝业会研究会，由李瑞清为会长，张謇自任总干事。其宗旨是：“集合同志，就南洋劝业会出品，研究其工质之优劣与改良之办法，导其进步，冀合劝业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该会在五、六两个月内，对农业、卫生、教育、工艺、武备、机械、通运等8个馆的展品分别进行考察研究，并就各项专题提出研究成果汇集出版。张謇本人于五月二十七日，专门参观了直隶馆，并在当天日记里记下自己的印象：“颇觉袁为直隶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张謇虽然主要是从事轻工业，但对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则一贯是非常重视的。他把农务分为农政、农学、农业三个方面，并认为“政者国之事，业者民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也”。他很强调发展农学的重要性，如果缺乏农学则“不能通政与业之变，亦不足尽政与业之能”。他主张书本知识要与实践经验相结合。这样的认识，自然也高于当时一般以大言欺世的所谓学者文人。
最后忠告 其要五点 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日，清廷迫于形势决定组织所谓责任内阁。可是内阁名单刚刚公布，舆论就立即为之哗然。原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满族亲贵内阁，而同时资政院要求开会讨论政府借款问题却又得不到批准。五月十四日，咨议局联合会经由都察院递呈《呈请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折》，清廷根本不予置理。六月十日，咨议局联合会再次上书，请求另行组织内阁。清廷立即予以严厉申斥，说是“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云云。同时，对于川、鄂、湘、粤四省保路风潮，也采取强硬镇压的蛮横政策。
时局发展到这种地步，许多立宪派分子都对清廷感到绝望，有些甚至转向革命。但张謇还想对清廷作最后的挽救，于是向内阁提出三点建议：1、赶快发表正式政见；2、实行阁部会议；3、广开幕府，征辟英才。同时，他还向清廷表示：“謇十四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之心理，社会之情状，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和之”。
在张謇他们看来，立宪运动已经成为一剂缓不济急的药方，所以，张謇决心亲自劝说掌握政府最高权力的载沣，并且还想争取美援来为这个濒于死亡的王朝注射强心剂。
张謇意识到进京向摄政王进言，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首先考虑到曾经宣布绝交，而今手握兵权的袁世凯这个关键人物。于是，四月二十七日，张謇偕同江谦、刘垣、孟森等一大批随员，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五月二日到达汉口。五月十日，张謇一行乘专车循京汉路北上。张謇之所以要取道京汉路北上，主要是为了到彰德与袁世凯共同分析时局与商讨对策。张謇很明白，袁世凯虽然罢职在野，但他在北洋武装系统中的潜在势力仍然原封未动；任何政治上的筹划，如果没有得到袁世凯的默契与支持，都必然是纸上谈兵。
五月十一日下午五点钟，火车到达彰德，袁世凯早就派仆人和轿子侍候。张謇独自一人前往洹上村，与袁世凯密谈到深夜，回到火车上已是深夜十二点钟。关于密谈的内容文字记载很少。但是双方的交谈竟使张謇“心目一开”，可见其中的奥妙了。袁世凯最善于揣摩对方心理，他知道张謇一向关心导淮，所以便慷慨激昂地大谈一番人民安业即国家之利的大道理。但是此次深夜密谈绝非是空泛议论水利问题，其主要内容仍然在于“道故论时”四个字上。半年以后，验证了他们的谈话结果：一是张謇与袁世凯进一步消除了旧日的嫌隙，从此开始在政治上比较密切的合作；一是张謇与袁世凯对于如何应付政局急剧变化，必然会有某种程度的计议和默契。张謇深知清廷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全国局势，他不能不把维系政局稳定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实力最强而又比较热心于新政的袁世凯身上。
五月十二日，张謇一行到达北京，直至闰六月九日离京，共计57天中，张謇分别谒见了皇室多个亲王和徐世昌等大臣。但是这次的活动留下的文字记载并不完整而又极为简略，但是可以看出张謇在抵京后的这段时间里，交际应酬是何等频繁。表面上是为“酒食征逐所苦”，实际上都有具体的洽谈内容，只是未作详细记载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频繁的活动中皇室成员，特别是载沣兄弟显得异常热情，反映出他们非常期望得到东南上层绅商的支持。人们常说张謇在辛亥革命前夕对清廷存在幻想，却忽略了清廷也对张謇这类通融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绅商也寄予了厚望。
在京期间，张謇向载沣等皇室显要进陈的“忠告”，归纳起来有五点：1、注重民生，实行宪政，特别强调救灾、治淮和充分发挥各省咨议局的作用。2、提倡并保护本国农、工商各业，通盘筹划，分年实行，极力抵制外货倾销。3、“联合美国为外交最要之策”，但是只能由民间团体出面从事“国民外交”，以免其他列强干涉阻挠。4、政府承担四川铁路工程的亏空，全部收购商股，借以平息保路风潮。5、照数拨给东三省赵尔巽2000万两经费，以便中美“合作开发”东三省。而其中心思想则是劝说清廷；对内开放部分政权，修正“铁路国有”政策，缓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张状态；对外也实行有限度的开放，实行“中美合作”，引进外国资金，加紧开发东北等地资源，以解救财政、金融和经济的危机。
这些建议虽然不无可取之处，但在当时情况下确实很难获致任何积极成果。不过，清朝皇室“求贤若渴”的姿态增强了张謇的幻想，摄政王对上述建议的“赞许”，更使他热衷于全力追求中美合营银行、航业及开发东三省等庞大实业计划的实现。
作者：邹迎曦、陆碧波
编辑：吴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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