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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新四军进驻盐城，建立了民主政权，开辟了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壮大了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新成立军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同志初到盐城时化名“胡服”。他和陈毅同志在盐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亲自筹划成立各地参议会事宜，并首先成立盐城县参议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开明士绅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开会议事。
当时我任永宁寺住持，也当上了参议员。在参议会上，听了陈毅同志做的《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国问题》和刘少奇同志做的《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的报告，使我进一步了解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增强了我对团结抗日、抗战必胜的信念。这两个报告，给我们全体参议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教育课。我在会上发言，谈到宗教问题。陈毅同志说：“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民信仰宗教，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干预。”
由于我爱好文艺，较早地结识了鲁迅艺术学院的丘东平同志和文联的几位同志，其中有许幸之同志。文联有一位同志向我表示，欢迎我参加文联，我总觉得自己水平太低，不合格做一个文联成员。丘东平同志是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是刘少奇同志兼任的。丘曾陪我参观过鲁艺及师生们的美术作品，其中有一幅《反对撤销新四军番号》的画，我最为欣赏。那画的左上角，画了城墙、城门，城门上有“重庆”二字，城里画了一个瘦猴样的人，象征蒋介石，手持一纸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城外画了无数人民群众，张开嘴巴喊口号：“反对！”“反对！”……形象生动逼真。
一天（约在1941年的春天，详细时间记不清了），丘东平对我说：“我们政委、军长都知道你有学问，也知道你对我们的工作同志有过帮助，很想来看看你，你有时间吗？”我说：“看我很不敢当，我这几天白天在参议会开会，晚上是有时间的。”丘说：“就明天晚上，我陪政委、军长来，怎么样？”我说：“最好来吃晚饭。”丘说：“那可不必。”我说：“办几样简单的素菜，聊表我的敬意。”丘又往返了一趟，答复我说：“政委、军长很愉快地同意来吃晚饭。”我又约了冯定同志、李寄农同志、贺希明同志作陪，贺希明同志因事未到。冯定同志是抗大五分校副校长，校长是陈毅同志兼任的。抗大五分校我也参观过，学生并不都是高中毕业生，大都是怀着阶级仇、民族恨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抗大为抗日救国大业培养和输送了不少人才。
第二天下午，参议会散会后，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邻居，他很惊慌地拉住我说：“你不能回去，你家出事了，头二十个新四军，手提盒子枪进去了，门口岗位也站起来了，最好避一下。”我感到很诧异，心想：如果是汉奸、鬼子或顽固派在城里，可能来找我的麻烦，因为我有过爱国言论，可是，现在是新四军在城里啊，我是衷心拥护新四军的，新四军绝不会找我的麻烦。但来了头二十个背盒子枪的又是怎么回事呢？躲避也不是办法，我问心无愧，还是回去看个明白。走到门口，那位站岗的战士对我说：“我们政委、军长看你来了。”我才放心。进庙后，才知道是客人们带来的警卫员，那位邻居把人数扩大了，引起了一场虚惊。
见面后，陈军长说：“雪松先生过去对我们工作同志帮助很大，希望今后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又说：“在参议会上听到你的高论，我们很敬佩。”刘政委很关心我的写作生活，问我：“写过哪些作品？”我说：“过去写的都以佛学为主，近来写的都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新体诗和散文，由于文学基础太差，写得很不成熟。今后还要请政委、军长多指教的。”政委是湖南人，军长是四川人，冯定同志是浙江人，丘东平同志是广西人。我说：“湖南、四川、浙江我都去过，广西未到过。”陈军长问我去四川到过哪些地方，住在哪里，我一一作了答复。陈军长说：“足迹遍天下了。”此外，还谈到我在佛门中的一些情况，也谈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一次新四军领导同志亲临访问，亲切交谈，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新四军领导人与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大不相同，他们没有一点官架子，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几天后，新四军军部举行宴会，宴请盐阜开明士绅和国际友人，我也接到一份请柬，请柬由政委、军长署名，印得很精美。其时我正准备到军部作一次礼节性的回访，接到请柬，又考虑到自己是吃素的，不便参加军部的宴会，又恐失礼，所以到军部去作说明，表示心领。我到了军部传达室，传达员进去后，出来时很有礼貌地说声“请”，陪我入内。陈军长已在办公室门口等，并走到天井中心来迎接，和我热烈握手。到了办公室，敬烟、敬茶，畅谈起来。一会儿政委也来了，一面和我握手，一面说：“华北来了几个同志谈工作，失迎了。”等他坐定后，我陈述来意：“一、回访。二、军部宴会，我心领了。”政委说：“我们知道你吃素，准备了素菜，买的罐头，你一定要来。”政委、军长对我这个普通的宗教徒，如此关怀、体贴，照顾到我的生活习惯，我是万分感动的。我说：“中国佛教与其它国家比较，显得很落后。比如日本和尚都有文化、有工作，能自食其力。”政委说：“可以学人家的长处嘛！”又说：“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上中国佛教还出过不少高僧哩。”
当晚，忙于招待客人的有政委、军长、参谋长赖传珠同志和翻译人员。吃晚饭时，和我同桌的有英、美、法三国的客人，其中有一位法国客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他说：“陈军长法国话讲得很好。”
晚饭后，又举行“欢迎盐阜开明士绅文艺晚会”，有干部、群众近两千人参加。晚会开始，第一个节目就点我的名，“请雪松法师讲话”，接着就鼓起掌来。事先没有通知我做准备，突然点我的名，我感到很受窘，我不善于辞令，但不站起来，掌声就不停。没有办法，只好站到主席台的中央，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大意是：国民党军队制造磨擦，在皖南袭击新四军，打击抗日力量，是不利于抗日战争的。新四军宽宏大量，以团结抗日相号召，这是人民的心声，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响应这一号召。第二个讲话的是阜宁的一位开明士绅。第三个讲话的是黄逸峰同志。讲话后，文艺演出，有大合唱、独唱、话剧，其中还有一位外国客人白大夫的独唱节目。在这次宴会后，军部还请我吃过两次饭。
我在这次晚会上的讲话，以及在县参议会上的讲话，华中局主办的大型报纸《江淮日报》都有过报道。我写给新四军伤病员的慰问信，《江淮日报》曾全文发表。地方党报《老百姓报》记者，还为我写过特写，题为《访雪松法师》。内容多为赞美我的爱国言论和拥护革命的事迹。我对这篇特写的看法是：记者在鼓励我、鞭策我。
我在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过动员群众、踊跃缴纳爱国公粮、踊跃参军等活动。我亲眼看到民主政权的政治廉洁、子弟兵纪律严明，是历来（包括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府、军队所望尘莫及的。政府方面：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严禁贪污，对违法犯罪分子，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请人说情是不行的；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容纳了国民党、各党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财税方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兴办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税率采用累进制，少量资本的小商贩，少量土地的贫雇农不收税。资本越大，土地越多，税率越高。还有减租减息，访贫问苦等，都是为绝大多数劳苦人民谋利益。军队方面：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取老百姓一针一线；优待俘虏，不抄腰包，不虐待，不侮辱，只要放下武器，要回家的送足路费，这对分化瓦解敌人，起到重大作用。军民鱼水情：在农村的新四军指战员，帮助农民干农活，搞卫生，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人。新四军作战勇猛、机智、顽强，能以劣势装备，少量兵力，战胜优势敌人。动员军民，改换地名，改造地形，使敌人原军用地图失去准确性。还有党、政、军工作人员，能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和不足之处，进行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总之，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都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
1942年3月，日伪军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新四军军部率主力作战略转移，我未能随军同行。我隐居某地，通过军邮，和陈军长通了信。农历八月底，陈军长复信来了，是体真老和尚代收的。体老很谨慎，照抄一份，不写上下款，派专人送给我，以为安全了，殊不知信的内容是革命家的口气啊！我收到信的当晚，就被汉奸吴独膀子的部队逮捕了。后来我怀疑送信人可能在路上被搜查后又放行，敌人跟踪发现我的住址，晚上来逮捕的。那封信被敌人查出，成为“犯罪”的铁证。敌人先是要我供出打埋伏的共产党人，就负责保护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拒绝招供。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把我悬空吊在房梁上毒打，多亏邱锋爱人的哥哥姜慰祖奔走营救（姜慰祖亲眼看到我吊在房梁上），我被敌人敲了一记竹杠，后冒险逃出虎口。解放后，敲我竹杠的几个汉奸都被镇压了，罪状上还有迫害我的一条。感谢党、感谢政府，为人民除了害，为我报了仇。
粉碎“四人帮”后，我还当上了江都县政协委员，我又象四十多年前那样，享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1979年，盐城成立“新四军革命纪念馆”，向我征集有关新四军的历史文物和文史资料。很遗憾，陈军长寄给我的信，黄克诚同志寄给我的贺年信，新四军请我吃饭的请柬，参议会的文件，都没有能保存下来。
来源：射州小檀越
荐稿：卞锋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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