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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鉴赏] 贺云翱 | 我对“大运河考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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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4 12:05:01 132399 0

morpheus 社区微信达人 发表于 2023-11-24 12:05:01 |阅读模式 | 来自江苏 来自 中国江苏盐城

morpheus 社区微信达人 楼主

2023-11-24 1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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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大运河考古”的理解

贺云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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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和中国及世界上其他人工运河一样,它有自己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涉及大运河本体的设计、开挖、运行、管理、维护和不断延展、创造的历史。尽管中国大运河诞生之后有着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但是,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才可以揭示它的物理空间、物质形态、工程技术、相关要素以及无数的“故事”,从而呈现出大量不为人知的大运河的历史细节和蕴含其中的独特智慧,为大运河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实证资料。同时,许多大运河世界遗产点、大运河专题博物馆、大运河遗址公园、大运河文旅融合景点景区、大运河数字展示、大运河研学等也离不开大运河考古成果的支撑。

中国大运河雄姿

大运河考古涉及工程、地理、地貌、水文、水利、环境、交通、运输、城市、乡村、手工业、农业、商业、建筑、艺术、饮食、人物、中外交流等许多领域,是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部门考古”,这对大运河考古的组织工作与学术协作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大运河文化”是由大运河作为“文化创造力量”所促成的文化体系,从21世纪初开始,“大运河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符号和具有世界性地位的中国文化标识。大运河考古是揭示“大运河文化”的基础性学术事业。

“大运河文化”主要是指在大运河水系及流域于历史上所形成的文化廊道体系及当代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发展体系。从大运河文化形态上说,有大运河物质文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大运河文献形态的文化、大运河文化景观、大运河文化生态等;从时段上说,有古代大运河文化、近代大运河文化、当代大运河文化;从类型上说,有大运河水工文化、大运河水运及漕运文化、大运河城市与城镇文化、大运河乡村文化、大运河工业文化、大运河商业文化、大运河盐文化、大运河建筑文化、大运河工艺文化、大运河饮食文化、大运河名人文化、大运河海丝文化、大运河文学文化、大运河宗教文化、大运河戏曲文化、大运河地名文化、大运河文献、大运河地图与绘画、大运河学派、大运河医派、大运河书院及教育文化、大运河军事文化、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大运河考古遗址公园、大运河文化生态保护区、大运河文旅、大运河文创等领域。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我们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大运河文化类型被发现。

大运河考古属于历史时期考古,除了田野考古之外,需要与相关历史文献,如《三吴水利录》《漕船志》《山东运河备览》等;与历史地图,如《山东河道图》《都畿水利图》《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等;与古代运河绘画,如《清明上河图》《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潞河督运图》《姑苏繁华图》等;与地面物质遗产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近现代档案资料、历史地名资料等以及水文、水运资料等相互结合,构成以考古学资料为中心的大运河考古学术资料体系。

“大运河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考古学只不过是研究与展现大运河文化的学科之一。考古学在研究、揭示大运河文化的时候,还必须与其他学科如水运交通、水利、历史地理等的大运河研究、大运河文化的研究资料、研究成果相互结合。当然,我们强调的是,因为大运河文化首先是一种历史形态的文化,为此,考古学作为研究人类历史形态文化的基础性科学,它在发现、揭示、阐述、表达、传承、传播大运河文化方面无疑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的诞生地和东亚地区唯一的原生文明诞生地,作为世界原生文明延续到当代的文明奇迹,在这方土地上的所有自然大河几乎都是从西向东走向,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等无不如此。这是古中国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最大不同的地理背景。东西走向的自然大河及其流域创造了古中国文明,给中华文明的不同文化板块的诞生、发展与碰撞提供了运动空间。但它也有缺点,就是容易造成南北阻隔甚至同胞分离: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时代等,几乎都会以淮河—长江为界。而且,因为自然气候、土壤、水量、农业品种以及民族、移民、人口分布等各种原因,中国存在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而政治中心必须在北方的问题。

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统一与融合、中国国土的长治久安,都需要一条纵贯南北的水上大通道,它就是“中国大运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土地上唯一的南北贯通而且是连通所有东西走向自然大河包括海洋的大运河,实际上是一个人工重新建构的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巨型水系流域和水网系统。这是大运河超越“上苍之手”重构中华山河及交通体系的伟大创造性所在,它也是确保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未曾断裂的重要支撑条件,因为至少从隋唐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再也不能离开大运河。换句话说,大运河是切合中华民族需求,顺应中华文明内在发展规律,重构中国宏观山川水系,整合中华文明不同文化板块的伟大工程与动力体系。它的伟大性已经深深嵌入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进程之中,并且还会深刻参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进程。它的举世无比的文化贡献需要我们今天用历史细节慢慢揭示和体会,需要我们用心灵去触摸和感知。这也是大运河考古与大运河研究的意义所在,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大价值所在。

大运河考古的背景认识

中国大运河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0世纪上半叶持续完成的巨型人工运河工程。它经过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8省(市),涉及数以百计的大中小城市,河道总长约3100公里(包括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其中主线长度约2681公里。它经历过运输河道、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长1011公里)、国家文化带及文化公园几个阶段。今天它具备生活、生产、文化、运输、供水、水利、生态、旅游、景观等综合性功能。

京杭大运河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一)大运河身份的变革:从经济性到文化性

21世纪以来,文化战略成为世界性话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适应这一形势,也开始高度重视文化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大运河的身份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化,即从一般性运输河道转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

2005年12月,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三位专家联名致信大运河沿线各市市长,呼吁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58位政协委员联合提交提案,呼吁启动对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年6月,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月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运河申遗工作正式启动。2007年9月,“大运河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在江苏扬州挂牌成立。

2014年6月23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中国大运河的价值评价是:“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大运河起源古老,规模巨大,不断发展,适应了千百年来的环境,提供了人类智慧、决心和勇气的确凿证据。大运河是人类创造力的杰出范例,展示了人类在直接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巨大农业帝国中的技术能力和对水文地理学的掌握。”列入世界遗产的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河道27段,遗产点58处,涉及沿线8个省市的27座城市,河道总长1011公里,约占总长的1/3。

国家高度重视大运河的保护利用,要求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保护和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2017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通州视察时指出,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强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2017年6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批示。

2017年6月28日,国家文物局在济南召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座谈会,提出贯彻国家领导指示,以大运河为核心打造“大运河文化带”,使之成为中华文脉的重要标志。

2019年3月26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2019年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该方案于2019年12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执行。包括江苏在内的大运河沿线各地与“规划纲要”及“建设方案”进行对接,制定充分体现区位特点优势的高质量实施规划。“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为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它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措施,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展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工运河发展的悠久历史阶段,代表了工业革命前水利水运工程的杰出成就。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文明的摇篮,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大运河所处历史空间与我国当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及雄安新区、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带、淮河生态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及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一带一路交汇地等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富有历史意义、当代意义和未来意义的重大国家文化工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国家级以文化为引领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项目。

(二)中国大运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局域性运河阶段,从公元前486年前后邗沟、胥河、古江南河(丹徒水道)、黄沟运河(沟通泗水与济水,入黄河)、鸿沟等开始,一直到隋代之前。主要涉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之间的运河;浙东运河在这一阶段也已成形。还有西汉吴王刘濞开通的“东邗沟”、西汉的漕渠、东汉的阳渠、三国时期的破岗渎、越国山阴古水道、西晋西兴运河(沟通钱塘江与曹娥江)等。

第二个阶段,全国性大运河形成,历隋、唐、宋三代。北及涿郡(今北京),南至明州(今宁波),西通长安(今西安)、洛阳、汴梁(今开封)等。包括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盐河等。

第三个阶段,全国性大运河的进一步发展,京杭大运河阶段。历元、明、清、民国到今天,从北京到宁波,包括通惠运河、北运河、南运河或御河、会通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等。这一运河又成为当代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运河源于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这和今天的苏州有关系。《左传》记载,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江水北行至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中国大运河的滥觞。公元前482年,吴人又从菏泽引济水东流入泗水,沟通黄、淮两大水系,史称菏水运河。

战国时,魏国开凿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流经大梁城(今开封市),折向南注入颍水,将黄河与淮河支流颍水连接起来,同时又连接了黄淮之间的济、汴、濉、涡、汝、泗、菏等主要河流,其中通泗的运道成为后来汴水的一条重要支流,它最早把江苏徐州纳入了后来的大运河体系。邗沟、菏水、鸿沟等局域运河的开凿,使长江、淮河、黄河、济水四渎得以贯通,形成了最初的沟通“四渎”的区域性运河体系。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南中国转移,为巩固统一国家,必须大规模地开挖、整治联系南北方的大运河,推动全国性大运河运输网络的形成及航运繁荣,当然其基础是过去历代开凿形成的局域运河。隋唐时期的中国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流经今天8个省市,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Y”形的庞大水运网。

北宋运河系统的发展标志着漕运中心由洛阳转移到开封,由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由汴河、邗沟、江南河构成的南北运河的地位日趋重要,实际上成为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每年由此输往京师的漕粮高达600万石。北宋运河系统的发达,运河建设的成就,漕运的繁荣,漕运体系的完善,朝廷对运河的依赖程度,都超过以往。

南宋时期,宋室南迁,大运河南北交通暂时中断,全国性运河网络发展受阻,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生成。这时的江南运河成为南宋王朝的生命线,浙东运河得以开凿,一批新的运河如得胜新河、荆溪、官塘河、金坛运河、上塘河等相继建成,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的新的运河网络逐渐形成。有赖通畅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和江南经济重心区的优势,南宋王朝才在强敌压境的态势下得以偏安不辍。

京口闸遗址出土元青花海龙纹香炉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经济上要依赖南方,明清时代依然如此。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与开发,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自南而北先后开凿了三条新河。一是济州河,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自济州(今济宁市)至东平之安山,长150里,引泗水、汶水为水源。二是会通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从山东梁山县安山西南至临清。后又连通临清与徐州之间的运河,包括安山以北至临清的原会通河、安山与微山县西北鲁桥之间的原济州河、鲁桥至徐州间的泗水,统称为会通河。三是通惠河,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郭守敬主持开凿,引大都白浮山泉为水源,自通州至大都城,仅50里,但是开河总长达160里,其间置闸坝20处。通惠河的开凿使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全线贯通。至正二年(1342年)春,开京师金口河,自通州南高丽庄起,东流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全长120里。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为中心,从大都出发,经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临清,入会通河,南下入济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黄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扬运河,由瓜洲入长江,再由丹徒入江南运河,直抵杭州,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全长1500余公里。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

近代以降,大运河进入衰弱时期。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结束了长达700余年的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京杭运河被拦腰截断,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而淮河下游河道淤塞,淮南运道也受到较大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年),漕船由海轮代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漕运全罢,漕粮改折现金,海运、河运全部废止。自此,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终结。

民国初年,曾对江北运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后因军阀割据、财政匮乏、技术缺失等因素而陷入停滞。抗战时期,运河区域位于沦陷区,更无法进行管理与治理,甚至很多河段已淤塞不通。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于航运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不仅提高了航道标准,修建了大量的现代化闸坝桥梁,而且每年都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一直到20世纪结束,人们对大运河的价值认知,还是停留在运输、水利等原始功能上。

这种状况一直到21世纪的头十年才获得改变。随着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建设”、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无论是对其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相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民生、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结合等,都引起国家与社会对大运河的再次瞩目,古老的大运河又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大运河的价值认知

第一,大运河是中国的政治河、经济河、文化河。

首先从政治角度去看,它是一条“政治河”。大运河的第一功能是服务于国家政治、国家文明,包括军事力量调度功能、供应首都中央物资所需的漕运功能等,是为了国家统一、国家稳定、国家治理,为了不同区域的相互整合、沟通和互动,为了不同民族的交往与凝聚,为了国土安全等。为此,历代大运河的开凿、修理、管理等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予以主持,如夫差、杨坚、杨广、忽必烈、朱棣、康熙、乾隆等。在唐朝中期之后,大运河就成为支撑首都和中央运转的生命线。

当然,大运河也是“经济河”。包括国家经济和民间经济,如大运河及其连通的自然河道沿线和沿海区域资源的开发与流通,盐、渔、粮、丝、棉、茶、瓷器、木材、药材、砖瓦,各地土特产餐饮业、娱乐业、服务业等都在运河沿线进行生产交流贸易,多种新的经济业态得以成长,大批的城市、城镇得以成长,农业渔业得到开发,税收得到保障。大运河是推动我国国土“胡焕庸线”现象形成的重要力量,这条线已经很少被提起,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说大运河是“文化河”,是指大运河沿线的各种文化遗产和文化成就,如城市文化、集镇文化、建筑文化、手工艺、教育、雕版印刷、书画、科学技术、文学、园林、饮食、戏曲、音乐、故事、民俗、宗教、文化人才等大量涌现。大运河沿线交通的便利、信息的交流、经济的繁荣、人才的来往、物资的流动、文化的碰撞都带动大运河沿线文化趋向发达,使之形成中国文化的富集区。

第二,大运河使得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海上丝路与草原丝路、天然运道和人工运道、经济基础和文化创造相互沟通、融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明奇迹。

从隋唐开始,中国的首都如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南京等都不可能离开大运河,南北政治中心必须与大运河相连接,才能获得首都的生存保障和国家政治中枢正常运转的条件。海上丝路中的遣唐使、元代马可·波罗、明代利玛窦和苏禄国王、清代马嘎尔尼等海外使者无不与大运河发生关联。中国外销的瓷器、茶叶等商品也多由大运河集散外运,中外沉船考古,如印尼黑石号沉船、韩国新安沉船等,可以充分证实这一历史过程。

大运河把唐代青龙镇、黄泗浦、掘港、扬州涟水、楚州、海州、登州、宁波,宋代杭州、温州,元明清的上海、南京、天津等通海港口城市或集镇组织在一起,形成海上丝路的大通道,与陆上丝路相互连接,使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汇聚通过大运河得以顺利实现。当然这种沟通也有长江、淮河、海洋的广泛参与。

第三,大运河得以成功,是由于中国先民充分利用了天然运道,把人工运河与天然运道相结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智慧和特征。

一是中国河流多为东西流向,如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等,人工开挖的南北走向的大运河正可把它们打通连接起来,形成东西、南北天然运道和人工运道相互交织的最便捷的运输体系,首都—运河—天然运道—地方性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每一个集镇和乡村,这是一种贴近实际、高效低价的运输工程创造。在不同运道的连接之间,涉及许多水利水运工程技术问题,在每个接点上,不同流域的分水岭处,都有诸多的智慧性工程杰作,如淮安、扬州、镇江、仪征、汶上等地保存的相关水运工程遗产特别丰富。

二是湖泊与大运河的紧密关系。数千里的大运河在不同的地段要保持水流畅通,离不开特定区域可以提供补水、调水的“水柜”,包括自然的湖泊或者是人工的湖泊,在早期阶段,有的运河河段就在湖中通行,人称“湖漕”。

大运河沿线从最北端的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到最东南端的宁波市东钱湖,沿线湖泊有70个左右,比如洪泽湖、太湖、南四湖(微山湖等)、鉴湖,还有山东东平湖、宿迁骆马湖、苏北高邮宝应白马湖、扬州瘦西湖、丹阳练湖、杭州西湖、萧山湘湖、绍兴东湖等。有的是人工湖,有的是天然湖,有的是半人工半天然湖,有的干脆就是借湖行运的“湖漕”之湖。这些湖泊与运河相生相伴,一般都有为运河供水或为运河滞纳洪水的作用。

三是大运河与海运的结合。如宁波港口、太仓港口、上海港口、天津港口、扬州港口等都离不开与大运河的联通。为此,大运河作为人工河流,之所以有那么大的作用,那是它借助于数以千计万计的自然河流、湖泊、海上运道的优势,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系统,支撑着一个大国的物流体系。

同时,沿着水运道路,还有陆上驿道的修建,使之形成水、陆相辅相成的行水供水系统与交通系统,使中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水陆皆备的交通命脉,使之在隋唐至明清长达1000多年时间里成为中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当然,此前的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两汉、三国至南北朝等时代积淀形成的各区域文化及局域性运河恰恰为大运河时代的到来、为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和人才的流动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大运河是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结构的重大力量。

中国5000年文明进程中,早期的中心还是在中原至关中的区域。但到了唐代,出现“扬一益二”,江南税贡始占主体;宋代“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元明清江南区域成为国家经济文化中心,直到民国成为胡焕庸先生发现的“胡焕庸线”所概括的现象,在这条线的以东区域,大运河正居其中。这种现象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长三角、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沿海及东部发达地区等国家经济文化格局的出现。

大运河一线的城市带即从北京到杭州、宁波,仍然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创造这种现象的核心力量即来自千年流通的大运河。今天的南水北调东线、贯通中国南北的运河生态大走廊仍然在大运河一线。这也正是我们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所能找到的历史创造与现代文明的高度关联、古今一体,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及让文化遗产参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契合点。

大运河考古与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初步收获

近20年来,中国考古界在大运河考古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就,包括对大运河文化空间及其文化遗产体系、大运河工程文化、大运河水运文化、大运河城市文化、大运河工商文化、大运河盐文化、大运河丝路文化、大运河宗教文化、大运河名人文化、大运河艺术文化等方面的考古揭示。


(一)大运河工程科技文化考古

 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人工水运工程,属于文化性和文明性成就。其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其运河工程文化成就。第一是大运河河道本体考古,如河床、河堤等;第二是大运河水工设施考古,如船闸、水闸、水坝、水利枢纽等。学术目的主要是解决大运河河道在历史上的规模、变迁、工程技术成就等工程科技文化考古问题。


(二)大运河城市城镇文化考古

这是大运河考古与大运河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如扬州、洛阳、北京、杭州、宁波、开封、泗州、徐州、镇江等大运河城市都取得了重要成就。问题是我们如何把一般城市考古文化研究和大运河城市文化研究区别开?大运河城市考古最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三)大运河运输遗迹考古

1.隋唐大运河黎阳仓遗址考古

2011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浚县文物旅游局合作,根据文献记载,对隋唐大运河黎阳仓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确定了该遗址位于浚县城关镇东关村前街大任山北麓。考古发现涉及黎阳仓仓城城墙与护城壕,3座隋唐时期仓窖遗存,隋唐时期专用漕渠(南端),以及不同时期墓葬11座,灰坑100余个,路1条,灶15个,同时还清理出北宋时期大型建筑基址2处等。

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提供了隋代大运河(永济渠)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说明北宋时期永济渠对巩固北方边境仍然具有重要战略作用。为研究中国大运河沿岸古代官仓的建设和储粮技术发展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印证了史籍中对“黎阳仓”的有关记载,同时,为黎阳仓遗址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基础性材料。

回洛仓遗址考古

2.隋唐大运河回洛仓遗址考古

隋唐大运河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北1200米,地处邙山南麓的缓坡带。2004年以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回洛仓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确认了范围、布局等。

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这个考古发现对于研究隋代大运河漕运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工程技术及俸禄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同时也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大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

3.隋唐大运河含嘉仓遗址考古

隋唐大运河含嘉仓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北,仓城北墙与洛阳隋、唐东都故城的北墙正相吻合。含嘉仓的发现,为研究隋唐大运河与东都的关系及中国古代地下粮窖结构和储粮方法,以及研究隋唐时期对粮仓的管理制度、漕运情况和农业经济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大运河的申遗及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提供了重要资料。

4.镇江双井路宋元仓储遗迹、元代石拱桥遗址和运河遗址

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为配合镇江市“双井路片区旧城改造”项目,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对该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先后发现了宋元时代大运河仓储遗迹、元代石拱桥和元代大运河遗址。遗迹前临宋元时期的运河,后枕长江,规模宏大,布局规整。运河、石桥、仓储、长江,四者有机一体,共同构成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大考古发现。

5.洛阳大运河一号、二号古沉船遗址

2013年9月,在河南洛阳偃师市首阳山镇义井村西南、洛河北岸的滩地上,发现一艘古代沉船,沉船所在地西距隋唐洛阳城12.6公里左右,距东汉洛阳城郭城东墙300米左右。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共清理出古代沉船两艘,因其出土地点处于汉唐漕运故道中,故将其分别命名为洛阳大运河一号、二号古沉船,之后将其搬迁至回洛仓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展示。

两艘古沉船的发现意义重大。古沉船发现位置距东汉洛阳城郭城东墙300米左右,遗址地处原隋唐洛阳城漕渠(通济渠)故道上,也是汉魏洛阳城阳渠南支的一部分,是汉魏和隋唐时期漕运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沉船的发现为大运河洛阳段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大运河沿线考古项目示意图

6.天津市张湾明代沉船遗址

张湾明代沉船遗址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张湾村东南,北运河河道拐弯处,在2012年4月北运河整治和考古过程中发现。考古发现明代沉船遗迹3艘,出土金元至明清时期铜、铁、瓷、陶、骨、木、竹等不同质地文物及标本600余件。在此次考古工作中,出土的金代钱币、元代瓷器、明代沉船与遗物以及清代丰富的生活器皿,清晰地反映出了文献记载中北运河的始建与使用的历史过程,为天津市大运河申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7.菏泽大运河古沉船考古

2010年9月,山东省文物局等单位对发现于菏泽国贸中心工程建设工地的大运河古船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考古确认,该沉船为元代木质河船,沉船内及周围共出土110余件文物,主要类别包括陶器、瓷器、漆器、玉石、玛瑙、石器、铁器、铜器、金饰等。典型器物包括元代青花龙纹梅瓶、钧窑影青釉杯盏等,瓷器包括景德镇、龙泉窑、钧窑、磁州窑、哥窑等五六个南北方不同窑口的产品。沉船保存基本完整,为研究元代大运河木船形制及制作工艺提供了科学标本;对菏泽地区漕运史、河运交通及蒙元时期黄泛区之地形地貌等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四)大运河管理制度文化遗迹考古

 1.济宁河道总督署遗址考古

大运河济宁段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位不平衡,加之黄河冲淤等情况,使济宁成为扼守大运河咽喉的中枢地段。元明清三朝均在此设有最高司运机构“河道总督”衙门。至清代,运河沿线曾设有三个河道衙门。其中,济宁“河道总督署”存在时间最长,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裁撤后被废弃,历时600多年,历经188任河道总督。2010年,济宁市考古研究所人员对驻济宁河道总督衙门进行了局部发掘。发掘出墙基和砖铺地面遗迹多处。考古结果显示,河道总督署占地5公顷,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有大堂、二堂、三堂,有书院射圃、演武厅等,规模宏大。通过这次发掘,确定了驻济宁总督河院署的位置所在及总体布局。

2.大运河余杭段水利通判厅遗址考古

2010年4月,考古学者对大运河余杭段塘栖乾隆御碑公园进行局部考古发掘,发现明代水利通判厅建筑遗址。该遗址为两间坐西朝东建筑遗迹,并出土一块明代石碑,左侧碑文有明确纪年落款。此次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水利通判厅建立时间和所处位置符合,遗址出土的石碑为国内现存最大的大运河御碑。


(五)大运河宗教遗迹考古

山东南旺分水龙王庙是大运河文化体系中宗教文化的重要内涵。该建筑群遗址位于汶上南旺京杭大运河的南岸,坐南朝北,与引汶入运的小汶河口相对,由东西并列的四组建筑组成。考古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玉器、陶石建筑构件、铜钱、船上用具及石驳岸、闸门构件等,考古发掘基本掌握了分水龙王庙的建筑格局和文化内涵。


(六)大运河工商文化遗迹考古

 关于大运河的工商文化考古,最典型的就是瓷器的生产、物流与消费,构成了大运河工商文化的重要内涵。举例而言,中国号称“瓷器之国”,而大运河水系则是中国瓷业生产的最重要流通、消费渠道。在大运河沿线城市、城镇、乡村的考古中,经常出土大量的瓷器,这些瓷器来自不同的窑口,但它们都在大运河沿线流通。如安徽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现的唐代瓷器、淮安河下古镇发掘出土大量龙泉窑瓷器、扬州唐城考古中出土大量的越窑瓷器和长沙窑瓷器等都是证明。


(七)大运河海丝文化考古

在大运河海丝文化考古中,最经典的有三个案例。一是湖南长沙窑考古发现,河南巩义市黄冶窑考古发现唐三彩和唐青花瓷,扬州唐城考古出土长沙窑器及唐青花瓷器,印尼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6.7万多件长沙窑、越窑瓷器及唐青花瓷器。二是浙江龙泉市元明龙泉窑考古、江苏太仓樊村泾龙泉窑瓷器发现、韩国新安海底发现航行日本的(元代)沉船及龙泉瓷器等。三是江苏南通如东发现唐宋国清寺遗址及日本第十九次遣唐使与高僧圆仁入唐求法线路考古、西安唐青龙寺考古发现等。许多原本看上去不相关联的事物,经大运河考古开展后,会发现它们彼此间通过大运河形成了深刻的一体化关系,从而揭开了大运河海上丝路文化的丰厚内涵与崇高地位。


(八)大运河人物考古

扬州发现隋唐大运河工程的开创者——隋炀帝的陵墓。

大运河考古展现了大运河文化的丰富性、持久性、创造性,它不仅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提供了科学支撑,为大运河系列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讲好大运河文化故事、推动大运河文旅融合等提供着独特资源,也为传承、复兴、发展大运河文化提供着基础性研究成果。

考古发现的大运河砖砌河堤遗迹

大运河考古对大运河文化认识的意义归纳

大运河考古是中国“交通考古”的重要成功实践,是研究大运河历史的基础性学术工作;大运河考古工作的成果进一步揭示了大运河文化丰富多彩、细致而深刻的内涵;大运河考古工作曾经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和一系列申报主体,其突出贡献不应该被忘记;大运河考古工作加深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学术认识,相关发现也成为重要建设内容;大运河考古工作是大运河沿线专题博物馆建设、遗址公园建设、文物保护等重大文化项目建设的基础,是推动大运河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大运河考古工作是大运河文创产业、文旅融合产业、数字化传播发展的基础条件。独特的考古发现可以进一步激活历史记忆和文献资料,为优秀文化传承、文化品牌创造、讲好大运河故事提供真实的科学依据和创造性资源。同时也必须指出,目前大运河沿线的考古工作还比较薄弱,许多学术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运河沿线考古机构及考古同仁的合作。

END



荐稿:陆玉芹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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