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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北方人口进入，里下河逐渐形成“人多地少”的局面，进而推动了本地区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唐王朝在射阳湖区有过两次设置官屯的记录，其中一次是在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位置在射阳湖以西；另一次 是在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位置在射阳湖东部洼地，也就是兴化东乡、东北乡一带。
射阳湖东部洼地一直延伸至海滨，潮灾是这一区域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唐大历年间（766 -779），出于屯田的需要，在兴化东部海滨筑成了一道捍海堰，主持修建者是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 所以称“李堤”。李堤修成之后，堤内农田收成颇丰，有往常的10倍之多，因此又称“常丰堰”。“常丰堰”大致沿东冈一线修筑，具体位置已经难以考证，《光绪淮安府志》含糊地说：“自楚州盐城，南抵海陵，亘百余里，以捍海潮。”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兴化东乡、东北乡，都是在“常丰堰”屏护的范围之内。如前文所说，射阳湖东部洼地的初步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末年的兴化“千人湖”。不过受潮灾及土壤盐碱度的影响，这一区域的农耕环境还比较恶劣，农业经济也相对落后。“常丰堰”修筑之后，这一地区得以远离潮灾侵袭，土壤进一步去盐碱化， 由盐碱地转变为适宜稻作的熟田，兴化东乡、东北乡因此成为里下河主要的粮食生产地之一。按明代人的说法，唐代时兴化已经设置“昭阳镇”，说明至唐代中后期，兴化地区的社会经济已经有较大发展。另据兴化海南镇北蒋村出土的船形“田”字银锭推断，唐代中期在兴化东乡设置有行政机构，很可能就是管理屯田的“田官”所在地。
唐代船型田字银锭
“安史之乱”以后，京师给养完全依赖于淮南和江南的漕粮。据《新唐书》记载 ：唐大历年间，宰相刘晏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即是从淮南转运粮食至东都洛阳，“引海陵之仓，衣食巩洛”。《大唐京兆韦公墓志铭并序》也记载：“江淮晏如，而海陵之仓已□於京廪矣。”这里的“海陵之仓”，是设置于海陵县境内的众多官仓的总称。官仓里所储积的米粮，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射阳湖东部洼地的官屯，正是这些米粮的外运，促成了兴化水运网络的初步形成。兴化境内的东西向河流， 如蚌蜒、车路、海沟等河，其具体的开浚时间已难以确认。唐王朝中后期，在淮南盐粮赋税日显重要的背景下，以设置射阳湖官屯为契机，官方利用兴化境内一些东西向的天然泄洪水道，拓宽加深，使之成为一条条人工运河，用以连接高邮运盐河、山阳渎、南北大运河、东邗沟等漕运要道，由此形成兴化水运网络的雏形。这一说法大致可信。陵亭镇位于蚌蜒河、卤汀河、南官河、盐邵河等众水交汇处，是兴化通往扬州、泰州的必经之地。陵亭镇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唐代中后期，唐代中后期陵亭镇名为“陵亭场”，行政级别较高。唐大中七年（853），进士出身的海陵县丞张观，受淮南节度使杜悰委派，出任陵亭场主官。《全唐文补遗》记载：（张观）总陵亭场务，操断逾年，颇更积弊……俾其曹吏乡里，咸畅公清之长；囷仓帑藏，皆无逋缺之非。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唐代时期关于兴化的唯一文献记录。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陵亭场不仅有一套行政机构，而且还设置有官仓，这座官仓里所储 存的粮食，很显然是来自于蚌蜒河下游，也就是“常丰堰”所屏护的兴化东乡、东北乡一带。
除收储米粮之外， 陵亭场还承担着另外一项重要职能——征收盐税。唐代中后期，扬州海陵监共辖有8座盐场，统称“南四场、北四场”，陵亭场是否在8场之列，由于史无记载，也就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此时的陵亭场，已经是淮南地区的一处经济重地。“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又勉强维持了100多年。唐王朝能够从战乱的废墟中重新崛起，所依赖者有二：一是江淮财赋，二是中央禁军。要言之，以丰厚的江淮财赋供养强大的中央神策军，以此威慑地方藩镇，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基 本国策。江淮财赋主要出自于淮南盐税，陵亭场作为盐税征缴的场地之一，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杜悰是晚唐诗人杜牧的堂兄，贵为驸马都尉，官至宰相，是唐王朝十分倚重的外戚。杜悰的祖父杜佑出任淮南节度使时，曾经在扬州开展大规模的军屯，“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杜悰委派自己的心腹张观主政陵亭场，目的是越过地方州县，直接将陵亭场征收的赋税收归己有，从而延续其祖父杜佑“以财赋供养军队，以军队威慑藩镇”的治理模式。晚唐时期的陵亭场，商旅云集、舟船往来，运盐河边一座大庙濒水而立，大庙名为“法华院”，建于唐咸通四年（863）。南宋《舆地纪胜》记载：法华院“在兴 化县南陵亭镇，唐咸通四年置”。寺内另有一口铜钟，钟声十分清越，钟上镌刻有铭文：“唐乾宁中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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