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正月初三的早晨，我来到这个世界。因为是家中老小，我经常被人喊作“了罐儿”。
父母生养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大姐比我大21岁，大哥比我大19岁，老六是三姐，也比我大4岁。所以除了得到父母的疼爱外，我从小还得到哥哥姐姐们的疼爱。
三哥告诉我，我两三岁的时候，跟妈妈一起去上海姨奶奶家，当时大哥在上海当兵，带我到军营玩，我看到摩托车，回来后，我拿一只筛子滚着玩。大家问我这是干什么？我说，“这是我的‘毛搭卡’（摩托车），我家老大说马上为我买个真的毛搭卡。”多年后，三哥说起这件事时，对我的怜爱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很小的时候得了肾病，看过许多医生，吃了许多中药，就是不见好，鼓着个大肚子。为了哄我吃中药，二姐让我喝一口药，再喝一口放了糖的米粥。那时候，一般人家是买不起也买不到绵白糖的。只要听说家乡有人到了上海，大哥总要跑到部队小卖部，买一些绵白糖和大白兔奶糖托人带回来。
妈妈要到队里挣工分，没有时间照顾我，在横垛兽医站当会计的父亲经常把我带在身边。兽医站北面隔着一条河有个叶正林饮食店，父亲经常去买包子、馄饨给我吃。我结婚后，家里还有好几个叶正林饮食店的盘子。家里人都知道我最爱吃叶正林饮食店的肉包子。大姐每次上横垛都要逗我，问我要带几个肉包子？我那时还不识数，要大姐“两个两个再带个（五个的意思）”。有人说，儿童是天生的诗人，我不知道这“两个两个再带个”是否是一句七言诗？
有一次，二哥和胜儿、玉成一起撑一条水泥船帮人到横垛供销社进货，工钱是每人八毛钱。那年二哥不到20岁，把我也带去了。货上好了，出发之前，二哥到叶正林饮食店买了十个包子，让我坐在船洞里吃。一个包子八分钱，十个包子八毛钱，把工钱全部用掉了。船到红军桥码头，大家到船洞里看我，发现十个肉包子全被我吃光了。大家不信，还在船洞里找。后来，成为我们生产队流传一时的笑话。
我的三叔在黄桥肉联厂。二姐回忆，只要听说父亲去黄桥，我就立即搬个小凳子，叫父亲反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要父亲带我去“找伢伢（叔叔），吃骨骨”。
我们生产队里有个肉案子，冬天，妈妈会给我挑个火盆，我常捧着火盆到肉案子上找“瘸子舅舅”，让他切一点猪肉给我。我把河蚌壳子放在火盆里，再把小块的肉放在壳子上烤。二姐说，那时他们都称我这个发明叫“野锅香”，二姐一说，我也想起来了，仿佛又闻到了当时的那个肉香。
我的病迟迟不见好，妈妈和二姐去找瞎子为我算命。算命先生说要认个干亲。认干亲要看属相。经过一段时间寻找，我认了一个叔叔婶婶为干爸干妈。正月初，要到干爸干妈家拜年；正月十五，要送礼。干亲之间至少要走动三年。夏天，干爸干妈要为干儿子买一身衣服。有时，夏天还没来到，我看到干爸或干妈从我家门口过，没有人教，我就会打号子一般喊：“凉帽汗衫啊，凉帽汗衫啊！”二姐说，把庄上人都笑死了。
后来，我的肾病严重了，住进了横垛医院。大家都认为我快不行了。庄上一个和妈妈处得最好的闺蜜到医院来看我，那是冬天，下午两三点钟，夕阳的余晖照进病房，我躺在床上，四肢无力，不知死神将至。妈妈送那位婶娘到病房门口，妈妈说：“医不好就不医了，不要做个饿死鬼”。这个镜头我至今记得。从此，果真就不让我忌嘴，允许我吃咸的东西。我经常趁家人不注意偷着吃咸萝卜、咸菜，哥哥姐姐们也都装着看不见。意外的是，我的病反而慢慢好了。我的夫人是医生，她分析，我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可能是营养不足和过于忌嘴。
如今，与哥哥姐姐们闲聊，大家都能说出许多我的笑话。三姐说，因为我是家中老小，妈妈无论去哪里出人情都带着我。大姨姐出门（出嫁），妈妈出了6块钱人情，还有1块钱“叫钱”（新娘子恭敬地喊一声长辈）。因为我的舅舅家和姨娘家靠在一起，晚上我和妈妈就住在舅舅家。第二天早上，舅母起来煮早饭给我们吃，我非常着急地拖住舅母说，“不要煮，不要煮。我和妈妈在姨娘家吃三天，没办法把7块钱吃回去，在你家吃了早饭，更加吃不回去了。”这句话成为亲戚们的笑柄。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夏天夜里有电，生产队会连夜脱粒。开夜工的，会有大米饭“宵夜”。一天晚上，二姐上夜工，分了满满一碗白米饭，她自己舍不得吃，把睡得失失冒冒的我喊了起来，一碗米饭，我一会儿就全吃掉了，没有留一点给辛苦了一个晚上的二姐。时隔多年，只要看到二姐，那天夜晚的情景就浮现在我眼前。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父亲母亲和大哥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如今，我只要回老家，大姐每次都要摘许多蔬菜给我，二姐则是摊烧饼、擀面条、煮咸鸭蛋、剥花生米给我。在她们眼里，我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好吃宝”。
戴荣，江苏泰兴人。生于农村，中师毕业；做过小学教员，当过高中校长，长期在市级机关工作。
来源：扬子江文萃
荐稿：沈培林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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