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上午，正是盛夏酷暑的季节，我正在局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爬格子”，突然间我当年在乡下插队时、隔壁生产队的老钱队长和其弟媳妇小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局促不安而又满怀希望地站到了我的面前。 乍见之下，我很惊讶，他们是怎么辗转找到我的？因为当年我并不是他们生产队的知青，只是在其生产队前面的大队小学校里做了几年“民办教师”，平时与老钱队长绝无往来，与他只是认识而已；又因为知青大返城我离开那里已经十多年了，自从离开那个远离县城四五十里路的十分偏僻的小村子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至于其弟媳妇小朱则因为其丈夫小钱与我同年，其时是生产队里的会计，平时也不大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经常有意无意来到我所在的学校与我闲聊，有时候也邀请我去他家里“打牙祭”，所以与其相对熟悉一些。 小朱急切地说：“陈老师，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有一件事情想要请你帮忙。”我连忙站起来微笑地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尽管说吧。” 小朱说：“听说现在城里正在卖城镇户口，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又怕被人骗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跑了几十里路来城里找你，不然的话，夏天暑热的，哪个愿意来城里呢？”小朱一边看着我，一边又用眼角瞟了一下站在一旁的大伯子，以埋怨的口吻说道。“噢，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 看着站在一边满脸是汗、满脸风霜的老钱队长。我不再言语，赶紧让他们坐下歇一歇。我说：“我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呢，我帮你打听一下再说。”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县公安局办公室的张同学核实一下有无此事？张同学在电话里回答说：“是有卖户口这件事，这是因为县里要加大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缺乏资金，遂通过向农民群众卖户口的形式来筹集建设资金……”原来是这样，噢，我明白了。于是，在电话里，我又仔细询问了有关的收费标准和如何办理，以及在哪里办手续等具体细节。我一一问清楚之后才放下电话对老钱队长说：“你们放心去办吧，政府不会诓骗你们的，4000元一个城镇户口，县公安局在城南、城北两个派出所分别设了办理卖户口的点，从城南来的人在城南派出所办，从城北来的人在城北派出所办。你们是从城南来的，应该是去城南派出所办。” 可是，小朱为难地说：“陈老师，我们认不识那个地方，还是麻烦你陪我们去一下吧。”我叹口气，很无奈地放下手里的事情说：“那好吧。”便和他们一起来到了位于县城南边的派出所。 那时候的县城很小，也就十几分钟就到了城南派出所的院子里。一进大门我就看到平房左侧的房间里一个年轻的男民警正端坐在办公桌后面。我遂上前询问是不是在这里办理卖户口的手续？这个民警面无表情地说：“刚才公安局办公室的张主任已经打来电话了，由我为你们办理此事”。听了民警的话，我一颗心也落了地，便把老钱队长引到民警面前，而我就顺势坐在民警办公桌斜对面的木制长条椅子上望着他们。 这时，我惊讶地看见老钱队长从随身携带的书包中取出一沓一沓的钞票放到民警的办公桌上。心里暗想，老钱队长竟然这么有钱？4000元一个城镇户口，老钱竟然一下子要买3个。我月薪才51.50元，一年的工资也不过600多元，要不吃不喝，六七年才能买一个户口。这时，我忍不住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老钱队长大声地说：“钱队长，钱队长，干脆我把户口卖给你吧，我这个城镇户口有什么用呢？”老钱队长回过头来朝我看了一下也不吭声，而是只顾忙着交钱、填表格，办手续。 坐在我身边的老钱的弟媳妇小朱悄声地告诉我，她的大伯子这几年发了，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这次，老钱他一下子买3个城镇户口，是为两个儿子和一个未过门的儿媳妇。大儿子12岁，小儿子才9岁，等几年他们长大成人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城由政府安排工作，吃商品粮了。 啊？听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望着钱队长的背影，我心里暗想，钱家在当地虽然人多势众，势力很大，兄弟俩一个是队长，一个是会计，生产队就是他们家的，但也不至于这么有钱啊。于是，我小声地问小朱，钱队长是咋发家的？从小朱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知道了老钱发家的内情。 原来是1984年以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后，时间不长，老钱的生产队长就做不成了。后来，生产队办起了一个土窑厂，老钱就顺理成章地当了厂长。恰好当时村人们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急需把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土垒的“丁头府”改造成砖瓦房，老钱承包的窑厂生产的砖瓦供不应求，几年间老钱一下子就发了。小朱又说：“其实，这次她的大伯子来县城为子女买户口，家人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弟兄们还发生了争执，他的弟弟都不愿意陪他来，只好由我带着他来找你了。”我好奇地问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小朱皱着眉头说：“这个形势，谁说得清呢？他的两个孩子还小呢，还要十年八年才能安排工作，再说，他那未过门的儿媳，你就能确保她嫁给他的儿子？你们当年插队农村的知青不是都回城里了吗？”小朱的这番话惹得我不由自主地笑起来，我说：“是啊，是啊，我还以为会在你们那里做一辈子民办教师呢，地富都早摘帽子了，时代变了。” 谈话间，老钱队长买户口的手续就办好了。老钱捧着手中的簇新的几本城镇户口本笑得合不拢嘴，与我握手告别。我说：“时候不早了，你们也难得来城里一次，去我家吃午饭吧。”老钱与其弟媳连连推辞说：“已经麻烦陈老师了，不好意思，我们家里还有事，再说也要赶紧回去告诉家人，事情办得很顺利，让他们放心….”我看他们言辞恳切，便不再挽留，由他们去了。 后来我听说，把户口当商品卖，这股风潮很快席卷全国各地，临近的淮安、宿迁等地卖户口的价格远远低于我所在的地区，本地农村许多农民闻风而动，纷纷想方设法筹钱去那些地方买户口，实行“农转非”，以圆他们成为城里人的梦想，为他们的下一代花去大量的血汗钱。其实，当时，国家对有关特定群体已经实行了每年予以2-3%的“农转非”的政策指标，县“落实知识分子办公室”简称“落知办”，还有许多家在农村的干部家属也不断申请享受这个政策，让妻儿进城，安居乐业。但是，这个政策无法惠及一般农民群众。而且，对此情况一般的农民群众根本是不知道的。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98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在1.2亿左右，其中乡镇企业职工约9000万，外出的“农民工”约3000万，而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约500万左右。短期内这么多的农民进城无疑加重了城市的负担。 长期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广大农民成为一种“准世袭”身份，改革开放前农村凋敝，农民食不果腹，而且被钉死在土地上，难以动弹，城镇户口价值连城；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渐渐获准进入城镇，但是，“农村人”与“城里人”的身份壁垒依旧存在。在新时代，这些“二等公民”能以什么方式实现自己的“农转非”，成为城里人呢？恰好此时许多地方政府缺乏建设资金，于是，不顾上面的禁令，出此招数，以解燃眉之急，这倒也十分符合农民的需要，双方各取所需。至于效果如何又当别论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快五十年了，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见到老钱队长，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算起来他也应该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当年，他为几个孩子买的户口，也不知道是否能如他所期盼的那样，由政府安排工作，吃上“商品粮”呢？但是，他和我们这一代人肯定没有料到的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企业改制”，企业职工纷纷下岗。想必届时他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适逢其时，很可能并没有安排到工作；至于吃“商品粮”的事情，国家对城镇居民也早已取消了粮油计划供应的政策，粮油价格放开，随行就市，城乡无异，人人平等。后来许多一线大城市实行了“蓝印户口制度”，让外来人花高价买户口，使户口买卖变相合法化，为农民落户城市提供了可能。中国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从“二元”走向多元。再说，现在的农村也不是往日的光景了，我们这些当年的小知青就是想回到当年落户的村落也物是人非没有容身之地了。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 
管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