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各级政府官员都急于出“政绩”、显“能耐”,有些地方简直到了日思夜想不择手段的地步,我把这种现象取了个名称:“政绩狂躁症”。有了“政绩狂躁症”,其后果是严重的,万万不可小觑。轻则劳民伤财,重则祸国殃民,不是什么好玩的事。话说苏北某乡镇,2021年好不容易和浙江一个老板商定:该老板来此“投资兴业”,办一个新材料公司(工厂)。公司完成注册登记了,但由于各部门官僚主义作祟,工作作风拖沓,协议约定的办企业的各种手续老是办不完、批文总是下不来,该老板的资金也就迟迟没有到账。这么久拖下去,眼看考核政绩的时间就要到了,这可怎么办?工厂总是需要厂房的吧。他们找到一个建筑包工头,要求他尽快组织人马进场施工,先把厂房建起来。有了厂房竖在那里,怎么说也是个“政绩”嘛。而包工头见有活干了,又是镇领导布置的,况且他们话都这么说了,心里话:镇领导说话还能不算数?工钱肯定没问题!他也就不怠慢,立即吩咐一个熟悉的农民工牵头人,召集一批农民工来干活,并告诉他是政府项目,工钱大可放心。这个牵头人信了包工头的话,就在没有签订任何施工合同的情况下,带着一帮瓦工、木工、钢筋工、水电工进场了,全是清一色的农民工兄弟。干了约两个月后,厂房的基础部分完工了,但农民工们一分钱工钱都没有拿到。对此包工头的解释是他也没有拿到钱,所以无法给农民工工钱。但镇政府可是等不及的,又要求包工头继续组织农民工进场施工,说是要在这里召开现场会。于是在包工头的鼓动下,农民工们又进场施工。这段时间里,镇上的书记、镇长每天都来施工现场,督促干活抢进度。大家挥汗如雨、大干快干,厂房主体很快建好了,镇上在这里热热闹闹地召开了迎接上级来检查指导的现场会,很是风光。可现场会结束以后,浙江老板再次以工程施工没有签订合同为由,要求镇政府和包工头停止施工,于是工程又一次陷于停顿。20多天以后,浙江老板和包工头才签订了有关施工合同,后者再次要求农民工们继续进场施工,并和农民工们分别签订了有关施工合同。而包工头和浙江老板签订的合同内容,包工头拒绝让农民工们知晓——他担心他从中剥削了农民工多少钱会暴露——只是口头承诺到2022春节按照工作量总额的80%付款。因此,2023年2月,农民工们继续施工,但到期以后包工头只给了农民工们50%的工钱。2024年1月8日,在农民工们的再三讨要下,包工头又支付了10%的工钱,但明确告诉他们:他也无法从浙江老板那里拿到钱了,剩余的工钱要农民工们自己去向浙江老板讨要,并出具了“委托书”。而农民工们拿着这个“委托书”去向浙江老板要钱的时候,被他一口拒绝。农民工们大致匡算了一下:这剩余的40%的工资,大概是173万元,牵涉到约150个左右农民工。怎么办?镇政府不给钱,浙江老板不给钱,包工头也不给钱。付出了艰苦劳动的农民工们只好集体到省城上访——一场群体性上访事件就这么形成了。
镇政府的“政绩”是完成了,而农民工们却无法足额拿到他们应得的血汗钱,你说说,这叫什么事?
作者:陈新明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