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串场河文化遗存——张謇《先治王家港商榷书》的前世今生 陈同生 清末状元、江苏南通人张謇（1853.7-1926.8）素以“民族实业家”著称于世，殊不知他还是一位水利专家。他在担任民国政府农商实业总长的同时，还先后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导淮督办、运河督办、江苏新运河督办、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副会长等职。由此可见，他是我国近代治水的先驱。令人十分惊奇的是2017年4月的一天：张謇为处理大丰垦区水利事务而亲自撰写的《先治王家港商榷书》，（以下简称“商榷书”）在大丰区小海镇一户居民家中突然“现身”。这一重要历史文献的“出土”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本文试就此书的前世今生作一个简要的考证和解读，以此深切缅怀民族实业家张謇的光辉事迹。 “商榷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本仅仅30页的线装的“商榷书”写于1921年10月间，当时究竟印了多少？现在亦难以考证。但是，据说目前只有上海博物馆有收藏，民间十分鲜见。可以说，这是一本“善本”书。我们从此书中可以体察张謇的水利思想，并看到他对里下河人民的巨大贡献。由此细细考证下去，可以发现张謇与治水有着不解之缘。 早在清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4年），张謇参加殿试时，光绪帝首先策问的题目是：“河渠”要旨。即，要求考生围绕治理河（黄河）患和农田水利展开论说。当时，同时参加殿试的共计十五人，策论的题目有：“经籍”“选举”“盐铁”等要旨，无不关系国计民生。此次殿试唯独张謇一人的策论范畴是：治水。对此课题，张謇从容应对，荣获一甲第一名。因而人称其为“水利状元”而不为过。我国历朝历代多为黄河泛滥而困扰，治理黄河应是朝廷极为关心的话题。至于张謇在殿试时应对的诸多内容在此不予赘述。 1917年，在大丰草堰场大垣商周扶九、刘梯青等人的敦请下，经张謇张詧兄弟及寓沪实业家共同发起，1918年12月，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在沪宣告成立。公司正式成立前后，张謇等人根据南通“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经验，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和水利管理理念，吸纳了美国、荷兰水利专家贝猛龙、特来克等人的思想，结合串场河地区水系的情况和特点，对大丰垦区的农田水利进行了规划设计，并于次年冬春之间相继投入巨资，持续数年在区域内开河筑堤。几年后，区内沟河水系逐步配套，农田俨然齐整，阡陌纵横，“条田化”初具规模。1919年，公司在裕丰、同丰、益丰、仁丰等四区试种棉花4052.公顷，总产籽棉162.99吨。植棉一举成功，由此奠定了大丰垦区现代农业百年发展的基础。就在苏北沿海“废灶兴垦”初战告捷，人民喜庆丰收的时候。不幸的是，1921年夏秋时节，江淮流域及里下河地区突现大水灾。 据《扬州水利志》等有关水文史料记载，1921年农历五六月份以后，江淮流域由于连续两个多月的强降水，形成了全流域的大洪水。当年6月至9月，有4次集中降雨过程，每次降雨都在十天以上。其中7月份降雨量最大，7月5日至15日，蚌埠站10天降雨量216.7毫米，中渡站201.6毫米。7月份降雨量比常年高出1.5-3.1倍。淮河干流正阳关、蚌埠站、蒋坝站等地自6月中旬起涨，至9月初出现最高水位（蚌埠因决口除外）后，直到11月底洪水才退尽。历时5个多月，为20世纪历次大洪水中历时最长的一次。根据资料分析估算：中渡站洪峰流量约为15000立方米/秒，120天洪水总量约为800亿立方米。根据当时淮河流域山东、江苏、河南、安徽4省灾情调查统计资料，农田淹没面积4973万亩，灾民760余万人，财产损失2.15亿银元，死亡2.5万人。其中安徽、江苏两省灾情最重。江淮大水使苏北地区成了水乡泽国。一张1921年高邮城被洪水淹没的照片显示，大运河的水位已经漫过了高邮城，高邮城内白茫茫一片，远处只有树梢露出了水面，不见人影,哀鸿遍野。高邮位于兴化、东台两县上游。民国时期，今大丰区西部地区的刘庄、白驹镇属于兴化县政府管辖；南部地区的小海镇、草堰镇及垦区大中集、新丰、南阳等中心集镇，以及滨海地区属于东台县政府管辖。当时这里的灾情悲剧在十年后又重演，与著名的佛教居士、刘庄人高鹤年先生在“辛未（1931年）救灾日记”中描写的如出一辙：“兴邑地势，形同釜底，屡受水灾。”“时阳历八月二十九日，即夏历七月十六也。旦夕间，河水陡涨数尺，村庄淹没。一霎时耳，男女老弱，百千万亿生灵，哀号乞命于洪涛巨浪中矣。”原大丰中学校长、从启东移民台北垦区的张炎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由于那年的大水灾，垦区棉花大减产，许多移民没有办法生存，纷纷跑回去了。张炎父亲和大哥辛苦了一年，回启东时身上仅余100个铜钱，那天早上，父子俩煮了一瓦罐玉米䅟子粥拎在手上，一边走一边吃，沿着范公堤步行数百里回到老家。大丰公司内外交困，难以维持，不得不于次年（1922年）向裕华公司转让27万亩地。”对此种情况，1921年冬的“大丰公司防治洪水概况”均记录在案：“本年天雨海潮相继而至，遂成数十年未有之奇灾。有种无收，淮南各公司皆然……。前届股东会决议出售东南隅草荡20万亩，虽订约立契，若不早日交割，则负债无所偿，信用无所保，复利重叠，债台日高，行见百万亩可垦膏腴沃壤，或竟无以善其后矣……”百年前的不幸事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就在暴雨如注的当年8月，张謇不顾年事已高，从南通奔赴兴化、东台、泰州等地灾区调研。9月21日，张謇赴扬州会见韩国钧。韩国钧，字紫石，时任江苏省运河局会办。张謇与韩国钧议开昭关坝泄洪。我国明清两代政府在江苏境内运河扬州段，俗称“里运河”东堤设置了5座归海减水坝，即：南关坝、新坝、中坝、车逻坝、昭关坝。每逢开放归海闸坝，里下河地区一片汪洋，民田庐舍具遭淹没。当时救灾焦点在昭关坝。此坝建在江都邵伯镇境内。当时，上游各县要求在昭关开坝分洪，下游各县要求保住昭关坝，坚决不让开坝。一方要开，另一方坚决不让，群情激奋，矛盾一触即发。 就在此危急时刻，张謇冒着倾盆大雨到各县视察，10月发表了《先治王家港商榷书》，提出苏北“救灾急策，唯有先开王家港。”并建议“港口应建九门至十一门大闸。”他随即发函数十封呈送民国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梁士诒、外交总长颜惠庆、全国水利总裁李国珍、江苏省省长王瑚、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严家炽、江苏省督军齐夑军、江苏省运河局会办韩国钧、淮南垦务局总办吕道象、“华洋义赈会”暨各有关县市地方士绅，甚至还有上海的大律师史量才。涉及面之广难以想象。笔者从“大丰县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看到，从1921年9月7日至1922年5月7日，张謇为此次水灾向社会各界所发出的信函多达67封，内容除了他不断反复描述水灾的情况，竭力阐明治理王家港的理由，商议疏港方略，筹措工程款项外，还涉及运河、淮河水系的宏观治理工作。这些信函的文字少则三五十字，多达上千言，令人瞠目。想必这在我国近代史上无出其右。 王家港也叫王港河，原系天然河道。据《大丰水利志》记载，明朝时称此河是“小海场灶河”。小海场是江苏沿海诸盐场“中十场”的重要盐场，位于串场河、范公堤东南草堰场（今大丰草堰镇）东约20多公里，此河是为小海场（今大丰小海镇）服务的重要水道。据嘉靖《两淮盐法志》记载，该河“发于官河，即串场河，潴于盐澳，东流于北胜团港，由北胜团折而东南流于大庆港，即小海河北街市，达于钩蛏港而流入于海。”王港河西起上游的草堰镇北与串场河东岸连接，向东北蜿蜒流经小海镇与垦区中心集镇之一的南阳镇，一路奔腾向东汇入黄海。可见，此河是当时著名的小海盐场“输赋于仓，载薪于团。”的重要航道，也是里下河地区的重要泄洪入海通道。王港河全长44公里，流域面积593平方公里。1921年冬，张謇发动与组织对王家港浚治，使上游七县人民受益，大丰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排水快、少受灾。至今为这一地区的交通运输、蓄水灌溉、排涝泄洪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张謇的光辉业绩至今仍然为当地民众所铭记。 2014年4月17日，民间收藏家杨洪日先生在盐城市大丰区小海镇一户居民家里发现了这本仅30页的《先治王家港商榷书》，推测下来，应该是此时所印。据说，此书原件现在上海博物馆保留，是否以此版本再次翻印过呢？目前，尚无确切记载。不管情况如何，这本用“宣纸”印刷的单行本，而且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繁体字的“商榷书”是少见的。对于研究大丰等地入海水道变迁和“废灶兴垦”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也见证了“水利状元”张謇为里下河地区人民所做的杰出贡献。 “商榷书”充分体现了张謇爱国救民的思想观念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先治王家港商榷书》是一份项目建议书，也可以说，是一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现在，这一类材料不仅汗牛充栋，寻常可见。而且，这类属于公益或商业类的调研材料大多是政府行为，或者委托专业机构负责办理。然而，在一百年前的那个时代，以张謇这样“部级”身份的“大员”，竟然冒着狂风暴雨深入灾区调查研究，并十分谦虚的态度，以商榷的口吻亲自撰写救灾治水方案，抄写后一一送达民国政府高官显贵和地方贤达之手，进行商讨，征求意见，这个举动放在今天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以想见，一个本该在家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七旬老人，却把救灾治水作为己任，不顾生命危险，在暴雨中奔波，辗转于苏北七县，展开调查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实是一件令人可歌可泣的壮举，功德无量，我们从中可以深切地体察到张謇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感受到他爱国救民的思想和人文情怀。 纵观此书洋洋五千余言，共分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首先简要地介绍了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地理格局和日趋严峻的灾情态势；第二个部分，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先治王家港”的观点，通过对里运河下游泄洪入海通道：射阳、新洋、斗龙及王家港等4大入海河道的地理形势和长短、优劣进行综合分析、评估，进一步阐明了“先治王家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其“先治王家港”的立论提供充分的证据，从而试图说服人们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抓住关键，只有“先开王家港”，舍此，别无出路。最后一部分，张謇对工程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拿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对项目的资金投入进行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测算，尤其是面对王家港整治的关键问题----工程资金的筹措，提出了切实可行而又比较中肯的建议，希望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自强自立自主而为之，从多个渠道解决资金筹措的困难，保证项目就在当年冬季上马施工。总之，张謇他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大声疾呼，号召社会各界同心协力，积极参与，共成大计。通篇可见，其为民造福之拳拳心意溢于言表，令人感动。 我们看到在“商榷书”的写作过程中，张謇面对灾情，开宗明义，总揽全局，观点十分鲜明。文章一开头他就简明扼要地介绍苏北地区三十一县的地理格局。他说：“当江、淮、沂、泗、蒙、汴、汝、睢、淝、涡诸水之下游。”由于我国地理环境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因而，一望无际的苏北大平原处于豫南、鲁南及皖东等省区域的下游，苏北地区必然是上游洪水的必经之路。从此文的表述中可见，上述几个省区无不都是处于崇山峻岭与江河峡谷之间。其中，比较有名的山脉有伏牛、桐柏二山与沂蒙山，横亘于豫皖两省之间的大别山则为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这些山脉孕育了数十条大江大河，蜿蜒曲折向东南方向一路奔腾东向大海。因此，每年夏汛来临之际，这些河流给苏北地区，尤其是里下河地区的泄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张謇指出：这里除了“运河为下游导水入江之道”外，里下河地区的盐城、兴化、东台、（今大丰区分别属于兴化、东台、盐城县市域）泰州四县“乃正当开闸坝下游之冲”。“冲”，意为：交通要道。因此，毫无疑问，由于这种先天造成的地理格局，这些地区注定了“十年九灾”的命运。 民国十年，即公元1921年。进入夏季以后，雨量激增。张謇在“商榷书”中写道：“今年五月、六月，雨量日见其多。六月十三日以前开归江新河东湾、凤凰金湾拦江五坝，六月十七日，又提前开归江壁虎大坝。”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政府在京杭大运河扬州段（此段也称做：里运河）的东堤设置了5座归海减水坝，即南关坝、新坝、中坝、车逻坝、昭关坝。清代末年，昭关坝、中坝被废除，剩下三坝，史称“归海三坝”。这三坝的开启对里下河地区是个灾难。其实，对归海坝的开启，清政府是有标准的，而且，往往不敢轻易开启。每当遇到开坝的时候，里下河的许多农民则露宿堤下保坝，甚至与官兵格斗。归海坝的设置，并非为了把淮河的洪水通过这5座坝送到大海里去，而是为了保护运河堤岸的安全和漕运的畅通，而不得不把洪水倾注到里下河地区去。在统治者的眼里，朝廷的日常供应是万万不能断档的，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又值几何呢？ 史料记载，1919年5月，民国北京政府特派张謇督办江苏运河工程事宜，并以韩国钧为会办。但是，张、韩二人考虑到自己“牵于地方实业各项事宜，势不能常川住局。”因此，运河工程局章程中规定了“设有参赞一员”。为此，特延请时任安庆道尹的徐鼎康暂任参赞一职。1920年2月，运河局在扬州成立后，实际主持运河整治与水利工作的是徐鼎康。张謇虽然在“商榷书”中没有提及此人。但是，徐鼎康实际上为这次水灾的救助工作和灾后运河堤岸和堤坝等善后，以及王家港疏浚工程的筹资等方面做了许多杰出的贡献。张謇在文中提到：“偕同省委胡道伊以四日之程周勘高、宝、江、兴、东、泰各县被水区域。”胡道伊，即胡翔林，清光绪十七年举人。 史料记载，1921年8月下旬，“长淮决口，湖水陡涨，沂泗横流，风雨交作。”运河局参赞徐鼎康等鉴于运水猛涨，运堤危机四伏，而下游早稻、中稻业已登场，权衡利害后，他约高邮、兴化、东台三县士绅开会，决定先开“车逻一坝”，以资宣泄；同时，他严饬在工员弁分段昼夜巡梭，认真防护运河两岸堤防。车逻坝是高邮归海五坝之一，建于车逻河上，故名之。今大丰境内的“王家、斗龙二港上接车逻河，为两大支。”王港河与斗龙河是车逻河重要的泄洪归海通道。可是，车逻启坝以后，“宣泄不能尽畅”，堤防又出现二十余处险情。归海三坝虽然已经开启，运河水势仍然日夜增长，沿运各县泛滥成灾。9月，人们又请求开启高邮中坝、江都昭关坝。对此情形，还有资料这样记载：当年8月中旬，连续五天五夜大风大雨，长江、淮河同时涨水，运河堤工日夜告警，韩国钧、张謇、徐鼎康等人，日夜勘察运河堤岸。中秋以后，连续阴雨，高邮、宝应两县的人要求将昭关坝打开泄水。此坝自道光二十年开坝后已有七十余年未开。张謇认为，“高、宝二城岌岌，试问东（台）与高（邮）、宝（应）有何轩轾？”此坝一开，一来重新筑坝很不容易；二是如果上游水势收不住的话，搞不好会造成来年水源枯竭，影响水稻等农作物生产；再者，此时涌向下游里下河地区的洪水已经排泄不畅了，如果再来新水，里下河地区受灾势必更为严重。因此，下游地区四五千人守在坝上护卫，决心以死抗争。开与不开，一时相争不下。在此紧急关头，张謇邀请韩国钧到扬州，一起开会商量对策。会上意见分歧，不能议决。于是，决定实地勘察坝况水情再作决定。一行人刚到高邮，就被要求开坝泄水的民众包围。韩国钧、张謇、徐鼎康等人向民众晓以大义，告诉他们要从全局通盘考虑。最后，根据水情，大家决定打开东台出水要道王家港，而坚持不开昭关坝。结果保住了大片地区。第二年，恰逢大旱。高邮、邵伯等地因宿水未枯，照样栽插水稻。到了秋天，喜获丰收。乡民大庆，欢呼张謇、韩国钧等人坚持不开昭关坝带来的好收成。其实，张謇与韩国钧当时在高邮承天寺时还遭到当地劣绅聚众侮辱和威胁，他们对此“无知小儿”不予理睬，其高风亮节由此可见。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张謇在“商榷书”中强调的是开坝泄洪的时间比往年“提前”了。史料记载，当年农历七月十五，适逢海上大潮汛，海潮顶托，洪水泄泻不了，形势十分严峻。张謇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的：上游“诸水并涨，又值飓风海潮大，上下游泄泻不及，汛滥为灾。”“洪泽湖蒋坝水位尤日增不减。”无奈之下，8月中下旬，又接连开东南新三大坝排洪。这个情况与史料记载是十分吻合的。张謇在文章中描写水势汹汹：“水奔腾下注高下一丈二尺许。”“舟所经过，节次测量平地水深，自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平望极目稽天。嗟呼，灾深，祸酷矣！”今天读来，仍然令人震撼。里下河地区一片泽国，洪水由串场河越过范公堤东南的草堰北闸，经草堰河北折白驹、西团，汇入斗龙河、王港河，直至垦区腹地。还有部分洪水经由大丰北面的射阳河、新洋港入海。张謇发现，由于射阳河“尚大而深易泄，故阜宁被水害独不剧。”灾情不算太严重。唯有串场河、范公堤一线的刘庄、白驹、草堰及其下游村镇都泡在水中。“水不及檐者仅尺许耳！升屋四顾，水天相连，惨淡月色，暗而无光，不啻无边苦海也。哀此下民，抑有何法以度此厄？” 此时，张謇在风雨中辗转奔波，在其致“华洋义赈会函”中说：“前次周勘各县灾区，如行大海。人民流亡之痛，诚不忍言！”感叹之余，他在调查研究，在认真思考灾后的重建工作，他的着眼点仍然在水利建设上。他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将上游的洪水尽快排归大海。因为垦区处于串场河下游，夹在大丰南北两大入海水道王港河与斗龙河之间。此时，虽然垦区水系已经初步形成，但直至1934年后才基本定局。尽管当年范公堤一线“客水”压境，但是，垦区只有瑞丰区圩坝被冲毁，垦区大部分地区尚是安全的。而兴东人一直认为，大丰公司圩堤阻碍，西来之水不能畅泄入海，我们的生命财产同归于尽，不得不誓死力争，不达开口下水之目的不止。上游兴化一带的农民要求垦区各公司开放“卯酉河”等河道予以放水，启海移民为保棉花不许开堤坝，双方势同水火。事实上，兴东人已经与垦区农民发生了一些摩擦。事态的发展在此后的十年间越来越趋于激烈。张謇对此心知肚明，了然于胸,他已经预见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那么，“废灶兴垦”的大业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从大局计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为地方兴利除害，无所轩轾。”几年后，由于王港河的及时疏浚和垦区水系的逐步配套健全，棉花连年丰收，公司立住了脚跟，人们看到了希望，跑回启东海门的农人又慢慢地回来了,张炎一家也在其中。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撰。是年七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张謇意识到要挽救国家危亡，必须一改书生空谈而为勇于担负责任。乃决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为灾难深重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求一条自强之路，遂毅然辞归故里创办事业。现在，大丰公司已初见雏形，然而，任重而道远，治水仍然是第一要务。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得出一个结论：“唯有先开王家港”。他在“商榷书”中写道：“鄙人在兴、东时，询兴、东人救切之策，佥（都）称须开王家港。按之局图，审之水势，诚非先开王家港不可。”接着，他又强调说：“非独开王家港而已，并须次第开斗龙、新洋港。”前文已述，王家港，即现在的王港河。此河由大丰东南方的串场河流入境内，流经今大丰境内的草堰、小海等多个乡镇，直至流入黄海。史载，明嘉靖、天启，清乾隆、嘉庆、同治、光绪年间多次疏浚王家港，但由于多种原因，只能“稍解燃眉之急”。至民国初年，河床呈现东高西低之势，许多地段已经“河底略与海平面相等”。此时的王家港已经淤积了，“泄不能尽”。然而，此港关系兴、东、泰地区。而由西流向东北方向的斗龙、新洋港上接兴、盐，而连接高、宝地区。可见，大丰境内两大入海干流的地理位置和优势是明显不同的，因此，各自所承担的泄洪任务也有所区别。张謇经过对王家港、斗龙港、新洋港三港的分析比较，发现目前斗龙、新洋二港通流泄泻能力尚在王家港之上，进一步得出了结论：“故治标急策，唯有先开王家港。”这里他还认为，可以暂缓实施斗龙、新洋两港的疏浚工作。其实这里的原因是财力不济，并非不需要疏浚。无奈之下，他只有暂且将斗龙、新洋两港的治理工作放一放。他说：“势非三港开工同时并举不可，但安得有如许以工代赈之款？安得有如许急人如己之人？”张謇的忧国忧民和急迫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张謇曾经自谓：“天地之生人，本与草木无异，若能在短暂人生中作成一二有用事业，留下几行雪泥鸿爪，虽与草木同生，却不与草木同腐，吾愿足矣！”观其一生，张謇的思想与行为在传统士大夫中是十分鲜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謇应该是中国旧式文人摈弃传统文化，步入现代文明的标志。 张謇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说服众人先开王家港，真正是苦心孤诣，竭忠尽智，用心良苦。他除了反复强调王家港的重要性之外，还对工期、筹款、用地、安全、测量等方面的诸多环节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安排布置，并一一举例说明，对其优劣情况予以综合比较，仔细分析，科学评估。他考虑到灾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的思路和措施是“以工代赈”，兼顾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从时间、经济、人力三方面仔细斟酌，与大家一一“商榷”。首先，在施工的时间安排上，他认为，当年冬季就必须开工，时不我待，赶在来年汛期来临之前竣工，不误农时，保证来年的农业生产正常进行，为此，遂告诫大家：“无论今年冬麦断无播种之望，若听其自然，明年夏秧亦无可辛。民生厄苦，奈何，奈何？”他要求“要以消除积水，立夏前能种秧为至要。”；其次，张謇拿出了工程总预算约50万元，他从王家港入海水道需要的里程推算出工程所需资金额度：“港须治者七十里，分上、中、下三段，而先从下段入手，估计工费须二十四万元，又中下段之间建九孔大闸，需费二十四五万元。”他主张“裁湾取直”，缩短水道，一方面可以节省费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缩短与拓宽水道，使水的冲刷力度加大，以减少泥沙淤积，排泄畅通。具体标准为：“自小海万盈墩下起，港横面之范围定为六十丈，中以二十丈，深就平地一丈或八尺。”水道两边的“倾斜度约二尺至五六尺，泄量以每秒一千三百立方尺。”他这一经验为后世所广为采用。新中国成立后，大丰多次整治王家港、斗龙港时都采取了“裁湾取直”的办法，效果十分明显。张謇根据南通治水的经验，提出在王家港入海口建设九门至十一门大闸，以便为下游农田灌溉提供便利。他说：“今港即开，而不量地建闸，则外何以防海潮，内则何以节制河流？”通过以上分析，最后，一个无以廻僻的问题摆在他面前，那就是：资金。疏浚水道，加上建闸，两项合计需五十万元。为此，他“颇费踌躇”。他深知筹款是重中之重，乃一大难题。因此，他语重心长地劝说大家，要以多种途径筹款。为此，在文中他以较大的篇幅，一一详细地列出七条筹款的办法，与大家认真商榷。这七条措施落实在后来的行动中，我们不能不悲哀地看到，效果并不明显。在这里张謇食不甘味，苦口婆心，喋喋不休，“恳请诸君普劝农人，于（田亩）加征一角二角时，闭目设想，如尚在巨浸中当作何状？”号召人们自救自立自强，丢掉依靠政府的幻想，他说：“彼时国家有帤可发，今则无可请。”“唯自助无他法。”他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自救、自主、自治，有地捐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里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除此之外，他还身体力行，主动带头承诺大丰等盐垦公司也要出资：“属在各县已垦之地照熟田按亩任费，港道经过所用地概作捐助。”他真心地希望：“以患难促人民之觉悟，以忧危长人民之智力，成斯空前之举，鄙人不胜馨香祝之。”他在致冯熙（身份不详）等的信函中说：“职分所在，百分焦灼。”这里我们不仅看到张謇“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感受到他敢于担当，舍我其谁，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与张謇从青年时期就立下的宏大志向不无关联。 “商榷书”计划实施的艰难过程与结果 1921年10月，就在张謇将“商榷书”陆续发出去的同时，实际上他已经着手王家港整治工程的前期工作，他在10月3日致江苏省省长王瑚的信函中说：“本日已组成水准测量班三，平面测量班二出发会于东台，限来日测竣。”并成立了“东台小海王港工程事务所”，计划11月中旬开工建设。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在工程即将付诸实施的关键时刻，节外生枝，竟然有人提出先治理“竹港”，还声称可以自行解决工程费用。向张謇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华洋义赈会”的代表维礼士。“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时期民间最大的慈善与赈灾组织，1920年11月由美国传教士裴义理所创办，遍布我国各地，成效显著，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日军所取缔。当时该组织除了救济灾民外，还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帮助地方兴修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排灌，便利交通。其救灾款项绝大部分来自美国，也是张謇“先治王家港”工程筹款的主要依靠对象之一。毫无疑问，维礼士的意见举足轻重。那么，此意又是从何而来呢？张謇说：“维礼士君受沈灶士人所摇惑。”沈灶在小海场南七八公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盐场。沈灶士人是指沈伯傅，沈氏乃地方望族，极有势力。据地方史料记载，民国初年，沈伯傅出任沈灶市董和江苏省参议员，并在东台、镇江、苏州等地设立律师事务所，自任律师，为灶民与扬州盐商打官司竟然去京城冲进后宫告御状，乡人咸称其“大疯子”。此人十分了得，不可小觑。半路上杀出这个“程咬金”，令张謇十分挠头。为此，张謇不得不做许多解释与说服工作，以便统一思想。1921年12月至1922年1月底，在这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此问题，先后四次致函来因(此人身份尚不清楚)，并亲自致函沈伯傅。张謇认为，“王港、竹港均应疏浚。果使有款，不妨同时并举。”来因与沈伯傅及维礼士等人估计竹港工程仅需要12万元，可以就地筹款8万元。对此，张謇非常生气，认为区区一个盐场就有如此能力？乃“空口无凭，恐非事实。”此其一。其二，张謇认为，竹港与王港地势不同，两条水道泄泻职能各有分工。“竹港关系东台南五场（盐场），王港关系兴、东、泰。”兴化、东台、泰州三县地区广大，何等重要！第三，先治王家港是征询地方多数人士一致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况且已在实施的过程之中，“款尚不足，势难中止。”维礼士被地方士人所迷惑，是误入歧途，先治王家港的决心不能动摇，必须振奋精神，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先把王家港治理好。张謇要求来因“向华洋义赈会恳切陈述，请求协助。”在“致沈伯傅信函”的末尾告诫其：“幸公以诚处事，勿更用权略，自错错人。”张謇一针见血，话中有话，暗指你沈大官人不仅自己错了，而且，切不要再使用权术误导他人，一错再错。这里反映了张謇处理复杂事务与地方顽固势力斗争的高超艺术与灵活策略。此是王家港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忍俊不禁。 据《大丰水利志》等史料记载，王家港整治工程于1921年11月16日开工建设，1922年5月全线竣工。工程原计划整治七十里，分上中下三段实施，裁弯取直共12公里（4000丈），但由于资竭中止，仅完成了计划中的四分之三的工程量，故全线并未贯通，港口也未建闸，实际支出费用仅17万元。资金匮乏阻碍了张謇“商榷书”中所提出的计划，功亏一篑。王家港的工程不仅仅是疏浚水道，还包括建闸，是一个配套的系统工程。张謇在1922年1月4日“致来因函”（来因，身份不详。）中说：“查王港工程土方预算本廿五万，但仅开港而不建闸，将来旱年之水，必致一泄无余；大汛之时，又必咸潮上顶。故建闸与开港为并行之事。非港不能宣水，非闸不能蓄水。商榷书中固已早言之矣。”表明如果仅仅疏浚水道而不建闸，此工程将是个“半拉子”工程，不能根治水患，解决问题。所以，在十年后（1931年）淮河流域大水灾再次暴发的时候，王家港又“现相”了。民国政府吸取教训，1934年秋，在王港河距海15公里处建筑王港闸，而此前及以后相继在大丰沿海又相继建成了“下明闸”“竹港闸”等水利设施，为里下河地区防洪排涝起了较大作用。 有学者认为，张謇在“商榷书”中提出的王家港、斗龙港、新洋港等诸港的治理问题应该是国家行为，不是一区一地的事情，更不是张謇的私人动作，应该举国家之力治理水患。可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一南一北竟然出现了两个政府，一是居于北京的“北洋政府”，一是在广州的“革命军政府”，两个政府南北对峙，再加上奉系、直系、皖系等地方军阀的横行无忌，国府自顾不暇，国将不国，遑论水事？张謇、韩国钧等心中自然明白。所以，尽管张謇频频向北京政府求援，但是，尚未发现北京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梁士诒些许明确的回复，只是从张謇1922年2月9日“致史量才、孙仲英函”（史、孙时任义赈会负责人）中知悉，中央拨付救灾款“其总额四十万元，以地方面积计，江北应得三十万元。即平均分配，江北应得廿万元。而以十万支配老幼男女，以十万支配工赈。”假使这笔钱款确实到位的话，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总的来说，张謇为工程筹款步履异常艰难，心情十分焦虑郁闷，乃至于痛苦不堪。原本他在“商榷书”中提出的七条筹款办法基本泡汤，从他前后近8个月时间的工程建设活动中可见端倪。 首先，场商、运商自食其言，当时应承的事情根本没有兑现。如前文所述，当年8月中旬，连续五天五夜大暴雨，运河东堤告急，上游数县议开江都昭关坝泄洪，下游兴、东、泰三县士民齐聚坝下，坚决不让开坝泄洪，特别是各盐场垣商态度十分激烈。因为，昭关坝一开，洪水必然冲击下游场灶，场灶数千百万财产不保矣。张謇、韩国钧、徐鼎康等人考虑到这个因素，再三斟酌，鼎力维持，没有开坝，使场灶免于灭顶之灾。可是，时过境迁，这些势利场灶垣商早已忘却，对王港整治工程置身事外，不置一词。张謇在“致场食各商函”中说：“忆勘昭关时，贵商等派代表江干卿（徽州盐商）到坝(昭关坝)，极以场灶产业数千百万计，请予保坝……当时要请保坝，声称场灶财产数千百万言。设（假如）以1%计，当若干，以千分之一计，当若干。”张謇、韩国钧等人“对于场商之困苦，煎灶之生计，无不尽力维持。”现在你们如果能够拿出财产的1%，或者千分之一，就可以了。但是，场灶垣商漠然视之。张謇愤怒地质问道：“今王港之工费，请问于场有关系呼？即去以后王港无关系，请问当日保坝时所谓千百万财产之危险，诚呼？伪呼？”他又说：要“以德报德”，不要“过河拆桥，愿君子一审量之。不胜迫企之至。”这封函是致东台各盐场垣商的。名单附后：汪鲁门、李寿卿、毕儒臣、许云浦、贾弼臣、胡子和、徐静仁。想必上述大盐商当年都是挥金如土、声名显赫的社会名流，岁月淹没了他们的业绩与风流，只有大盐商徐国安因为担任过大丰盐垦公司董事长，尚有迹可寻。张謇有一些专函致之。在其中一封函中张謇说：“兄所说盐务捐赠十万可拨，今闻十万已由冯函运使分配尽净……今昭关未开，三坝亦堵，水日退矣。不知场商犹忆此险时呼？……场商不可一毛不拔！”由此可见，张謇虽然怒不可遏，但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其次，张謇所属各盐垦公司因为受灾严重也没有资金到位，兴、泰两县应允的两万元也落空。原来并没有考虑的“华洋义赈会”伸出了援手。1922年3月4日，张謇在“致沈秉璜等电”(沈时任运河局科长)中说：“义赈八万，四万已来，四万许完工再拨。”1922年4月6日，“致孙仲英、史量才函”中说：“开浚王家港工程须费二十四万元，承蒙贵会拨助三分之一，前拨四万已如数收到……所允续拨四万，拟请于派人勘视时即汇交淮海银行转兑到工地济用。”“华洋义赈会”总共拨款8万元。那么，还有支出的9万元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张謇在1921年11月“致徐国安函”中这样写道：“现与淮南垦务局商允，拨河堤经费四万元，拟商省拨工赈银，照最重灾区特给东、兴、泰三县各一万元，另请借垫七万元，共十万元。”同时，“致韩国钧函”中也说：“徐静仁（国安）向场、运、食商已认捐十万元。”1921年12月9日，“致严家炽函”（严家炽时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王港已于谏日开工，人夫大集，待款甚急，势不可停。省长饬筹之七万，乞分起速拨济用。”张謇发出的求告函大都落空。 令人特别感动的函件是1921年12月20日张謇“致华洋义赈会函”。张謇先是详细地报告了江北灾情，接着，细说了整治王家港的计划，诉说筹款之艰难，“不足之数尚四五，公民等沉沦泽国，已阅三四月。今岁麦不能种，明年稻亦难期。火热水深，呼吁万急……伏查华洋义赈会历遇大灾，必有巨款拯助……谨合词泣请……”。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张謇简直要向洋人下跪了。览阅张謇这67封信函，令人心酸，令人感奋。每封信件都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人民幸甚，中华幸甚！ 但是，在这次水灾善后的工作中，张謇、韩国钧等人疲于奔命，已经心力交瘁，不得不告辞了。1922年1月10日,张謇在“致韩国钧函”中说：“豹君来（身份不详），知公有先去之志，一旦便走，益使下走廑（qin）德孤立之叹息，如之言何！幸更候三数月，结伴放歌，宁不善乎？昨电政府挽留……”这是张謇在听到“豹君”传来韩国钧要离职的消息后而发给韩的信函，劝他再留下一段时间，与其结伴同行，并肩战斗。否则，张謇一人太孤立了。其实，张謇灰心丧气，去意也定。次年5月22日“致王瑚函”中说：“若一时无人，以五月廿一日始，局务交徐参赞鼎康权代。謇、国钧即宣告脱离。”王瑚是江苏省省长。张謇在此函中说：“謇、国钧义在当止，势无可留。瞬即夏秋，不胜战惕。地，省所属；民，公所有。”张謇心情沮丧，语气沉痛。此前，他已于4月6日“致徐世昌、颜惠庆、高凌蔚函”提出辞职。徐世昌乃北洋政府大总统，颜惠庆时任总理，高凌蔚乃内务总长。张謇在信函中痛陈运河善后工程与王港整治工程之艰难过程之后说：“去岁大灾之后，义不可临难遽去，乃强为筹募补苴之计，试辟王家港一事。”要不是为了治理王家港的事情他早就离职了，他是硬是强迫自己留下来的啊。对于政府的无能，他表示理解。他说：“部、省不能筹款不足责；地方不明事理，于豫计不能谅解，于设施往往干涉，尤不足责。”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矛盾不断发生，甚至因为海潮突至，猝不及防，还发生民夫逃散的事件。来自各方的压力集中到他一人身上，于他是上下左右掣肘，左支右吾，穷于应付，忍气吞声，痛苦谁可言说？只有“打落牙齿和血吞”。这就是当时国情的真实写照。话说回来，张謇奉职二年“未受俸支，专效义务。”他不拿一分钱，完全是义务劳动，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厥功至伟。 张謇治水数十年的奋斗理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逐步实现。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苏北地区建成了苏北灌溉总渠，大丰人民对王港、斗龙港等入海水道进行了彻底的治理。1954年，大丰动员12151人，投入25.41万元，对王港全河段进行疏浚，共挖土方107万立方米；次年，动员3083人，投资0.72万元，对闸下挖淤，完成土方2.45万立方米。后由于排水流域面积扩大，旧河闸不能适应而废弃，遂于1958年冬至1959年春投资224万元，动员盐城、大丰两地民工86076人，开挖了一条长45.9公里的新王港河。同年9月，将老闸东迁建成19孔、净宽78米的新王港挡潮排水闸。此后数年，还结合王港河流域与之配套的水系河流的整治，使之达到了10年一遇的设计标准，为该流域的引淡、灌溉、排涝、运输及保港等方面提供了有利条件，确保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被群众称之为我们的“幸福河”。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为了与国际市场接轨，大丰人民在王港河下游入海口建起了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大丰港，开通了7条国际班轮航线，到2018年底，年吞吐量逾8000万吨，港区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4.6亿元，最高年份的2016年高达17.5亿元。这一区域已经成为国家沿海开发的排头兵，为人们所瞩目。 尽管岁月流逝，几度春秋，换了人间。然而，从张謇“先治王家港商榷书”中可以看到，他身上所显现的那种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爱国为民的高尚情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这些至今仍然激励着后人奋发前行。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 
管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