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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祖屋坐落在药树垭，是药树乡风水最好的地方。
药树垭地处秦巴山余脉深处。秦巴山山大沟深，苍苍莽莽，其中一脉状如奔牛，自西南奔腾呼啸而来。老牛奔至此地时，累坏了也渴极了。正巧脚下的厚子河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留下一湾一丈来深的一个清水潭——磨凳架子滩。滩水清冽甘甜，老牛忍不住停下脚步，弯下头饮起水来。谁知这一饮就没有再抬起头，在此一伏就是千年万年。
深谙风水的地理仙说，这牛脖子弯下的那块地方是个“灯盏窝”。你看它背山向阳，东有牛头护佑，西是牛身簇拥，东南聚里旦沟之气，西南有清清的厚子河缓缓流过，是个旺人的好地方。爷爷听了，喜出望外，决定在此架房造屋。
只是灯盏窝太小，爷爷花了大功夫，在前面砌了一道两丈多高、二十多丈长的石岸，后面还凿了山石，硬生生把一块巴掌大的窝子变成一块可以造一院房子的平地。
房子一造就是五间。正屋四间东西走向，从西往东第二间是堂屋，最东边往南延出一间偏厦做厨房。厨房后门外，还用一百多块青石条铺成石梯，石梯通往磨凳架子滩。这就颇有些枕河而居的江南水乡味道了，这或许是因为祖上是明清时期从湖北随“湖广填四川”运动迁移过来的原因吧，他们骨子里的有些东西，本土人并不具备。
屋墙虽然是黄土夯筑，但却是建成两层的楼房。房顶上盖的是大青瓦，檩条、屋椽、楼板、楼梯都用上了上好的杉木。和平常人家屋檐刚够护着山墙不同，这屋檐足足伸出去五尺有余，形成一个风雨檐廊。檐廊下还铺着些近三尺宽、一丈多长、五寸来厚的大青石条，每块石条少说也有一两吨重。堂屋两扇两寸多厚的大门不晓得用的是哪种木材，十分沉重，一开一关吱呀有声，门板交合处做成了榫槽扣合结构。这样，电视剧中那种在门缝里插上刀片拨门闩的方法，就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了。门槛足有一尺来高，东西两边是两个一尺见方的木门墩，门头各两个五寸见方的门方。
父亲说，这些石条和屋瓦当地并不出产，都买的是汉口货，是沿汉江河、白石河、厚子河一路逆流千里而上，远远运来的。这样的建筑规模和样式，虽不及厚子河源头处的东坝张家大院，但也是尽量向大院靠拢了。在那个全靠肩扛背驮的年代，可想而知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
据父亲回忆，建好祖屋的时间应该在民国二十一年左右，经过药树乡的汉白公路，是民国二十七年才通车，这在木瓜园石门子，是有勒石记载的。
牛头顶上曾生有一棵巨大的黄连木，黄连木是很好的药材，所以此乡就叫药树。修筑汉白公路时将牛脖子开了个豁口，成了垭口状，此地又被人称做药树垭。
只是爷爷他们并没有在药树垭这院漂亮的屋子里住多久，药树解放了，乡里来了工作队。工作队没住处，看上了这几间全乡最好的房屋。于是，爷爷只得拖家带口搬到东山上罗裙沟的两间又破又矮的茅草棚子里。茅草棚子太破太小，家里人口又太多，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父亲有文化，一九五六年考取了地区师范学校的简师班，隔年毕业后，先后分配在南岔、桃园、构朳等小学校里教书。虽然他那时也结了婚，但教书的总有宿舍可以栖身，就用不着和家里人一起挤。
那时候做教师真叫不容易。在南岔和桃园那些小学校，父亲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和炊事员，里里外外一个人。到了构朳人多些情况稍微好一点，但还是一样的要复式教学。繁重的工作拖垮了他的身体，他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疼病，一发作就是头疼欲裂，怎么治也治不好。他一咬牙，干脆打了退堂鼓，于一九六二年大哥出生后不久，辞职不干回家务农了。
务农竟然一身轻，虽然苦多了也更累了，还一直在干活时被纯粹的农民嫌弃。但父亲觉得还是有收获的，那就是头不经常疼了，这本来在意料之中。没有意料到苦恼也随之而来，那就是马上没地方住了。和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几个一起挤茅棚子不现实，只能课别人的房子。课房子，就是租房子。课也课不到好的，牛圈也将就着住了。母亲说，生我时，就是生在牛圈里的。
在队里干了几年，辗转了数个牛圈，父亲母亲看了看大大小小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又咬了咬牙，下定决心要造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自己造房子谈何容易，哪怕只准备了两间的屋场，哪怕只想打个土墙，哪怕只想割些茅草盖个草房。哪一样都要请人帮忙，哪一样都要用到钱和粮。
而钱和粮就是天大的困难。我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她白天上坡干活，晚上纺线织布，每天不到鸡叫头遍不上床。眯一会天就亮了，又要接着上坡干活。父亲干重活不行，但他手巧，砌石岸石墙这样需要技术的活，反而得心应手，也能换一些钱粮回来。
终于有了些积蓄可以动手了，位置就选在罗裙沟茅草棚子对面的山包上。那时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得那么清楚，虽然我只是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孩。
父亲和匠人们挑土夯墙，还在月子里的母亲在家烧火做饭。做好了饭菜放在篮子里，一手抱着我，一手拎着篮子，再沿山路送到三里外的工地上。留下稍大一些的大哥和姐姐在牛圈里，照顾刚刚会扶着墙学走路的二哥。
这边土墙刚打好还没有盖房顶，那边房东说要我们马上搬家，理由竟然是生过孩子的房子叫血堂，血堂不干净。
母亲没有和他争辩，争也没有用。好在有了自己的房子，哪怕这房子还没有来得及盖上房顶。
搬家的那天已经入冬，阴阴沉沉，北风呼呼，不是一个好天气。到了半夜，天上纷纷扬扬下起雪来。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从雪堆中的草窠里爬出来，父亲还乐呵呵地对母亲说：“好大的雪，真是瑞雪兆丰年哪！”
父母强颜欢笑般的乐观，终究还是没有抵得过钱粮短缺带来的困窘。年后，房子是盖好了，但家里的粮缸也见了底，生产队里迟迟没有分粮的意思。怎么度过一年中最饥荒的日子，成了最现实的大问题。
能想到的办法早就想过，能借得到的人家早就借过了，旧账未还再借真难。母亲陪嫁的几件首饰，也早就换了粮食。
“听说河南有吃不完的红薯干。”一天，外出回来的父亲在冰凉的灶台前和母亲说。“要不，我们下河南？”
下河南，吃红薯干。后来听说，我们家前脚走，后脚生产队里就分了粮。
这一走，整整十一年。
十一年后，时间已经走到了一九八零年，我们终于返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走的时候是六个人，回来时是五个人。我那个人见人爱、聪明伶俐的姐姐，永远留在了灵宝县的一处向阳的山坡上，生命定格在十周岁。
“我不想上罗裙沟了。”母亲说。山上我们造的两间草房子好好的，爷爷和四叔住着的。四叔听说我们回来了，理所当然地立即拿了扁担，要帮我们挑东西上山。 “我们也不想上罗裙沟。”我和二哥抢着说。“上罗裙沟的路太难走了。”
这是真的，在外这么多年，我们还真没走过这样的山路，山路尽是石头砌的坎坎，走起来累死个人。那一天，我们上山去看爷爷，四叔叫我们把他新买的八磅锤带回去。结果，这个铁疙瘩把我和二哥这两个十二三岁的毛头小子累坏了。两个人用一根棍子抬着它，一个坎一个坎地往上挪。好不容易上到了山上，衣裳都汗湿透了。
“其实我也不想上去。”父亲说，“我来想想办法。”
办法很快想到了，还是课，居然是要课到我们的祖屋里去住。
此时的祖屋里住着三班人马。最东头的一间正屋和横着的厨房里住着蛮牛一家七口人，他是我远房的叔。说远也不远，还没有出五伏，是共一个祖太爷爷的。第二间住着公社革委会赵主任一家四口人，这间房子还曾作为公社的广播站，堂屋里那个水泥墩子，就是做广播站时放过柴油机发电机用的。堂屋和最西边的两间房子住着孤身一人的五保户，她曾是母亲的闺蜜，母亲让我们喊她“陈表妈”。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搬进了堂屋，这是父亲从陈表妈手里课的，课钱一个月两块。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陈表妈看在母亲的面子上才肯让我们住的。
“来了好，住进来了好。”第二天一早，蛮牛叔的瞎眼老婆说。她眼睛虽然看不见，但耳朵却格外灵。她说的话，似乎有特别的深意，后来我才明白过来。
堂屋楼下是公用的，东边的赵主任和西边的陈表妈都要从这里出入。我们做饭的灶就垒在北面楼梯下，水泥墩子敲平了，正好可以放个桌子吃饭。楼上只有南半面有楼板，我们在这半面楼上支了两张床，我们兄弟三个挤在一起睡。北半面没有楼板，因为那是楼梯的位置。当然，赵主任一家上楼也要走这个楼梯，他们楼上是整块都铺了楼板，没有别的路。这样，我们住的楼上楼下，都是透明的。
生产队里大多数人当时对于我们的归来，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大家觉得反正一块干活一块分粮，多一个也好，多几个也罢。家里安顿下来，我们兄弟三个也都又回到了学校继续上学。
不久，大包干政策落地了，村里要分田到户了。别人分到的是平地好地，我们净分到些石头多的坡地，稍微好一点的在里旦沟里，离家也有三四华里。柴山也在里旦沟，同样不长好柴，尽是刺架。就这，一些村民对此还颇有意见，认为我们占了大家的份额。
蛮牛叔一家跳得最高，我们的到来，打乱了他们早晚要独占这一院房子的计划，明里暗里排挤我们。
“野人，滚回你们的河南去。”无数次他红着脸，借酒发疯，拿着烧红的烟袋打上门来。最厉害的一回，他仗着蛮牛一般的力气，把堂屋一扇大门卸回去，叫我们十来天无法关门。
打不过，就是吵，连我也赤膊上阵。在一次蛮牛叔抢了我们的农具不让干活，非要我们马上搬走时，我平生第一次发挥起三寸不烂之舌之功，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不得不说，骂人说理，还是我们家厉害。我们骂，村里人看热闹却不出头，蛮牛叔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还嘴，只默默地蹲在那里抽旱烟，一粗一细两缕白烟从两个鼻孔里喷出来一点，停一会，又呼哧一下喷出一长串。
“狗日的，我要剁了他！”父亲经常恨得咬牙切齿，全没了曾经做过老师的儒雅。
“忍是忍，让是让，‘忍’字要比‘让’字高。”母亲总是这样解劝。
大哥不久也辍了学，这样家里干活的主要劳力就有三个人了。他们没日没夜干地在几亩山地里挖，把土层下的石头翻出来，砌成梯田，梯田里能长好庄稼。苦了几年，总算解决了温饱问题。只是没有自己的房子住的问题，就像没在肉里深处的一根刺尖，在你有意无意碰到它的时候，一下子就疼得难以忍受。
赵主任没多久调走了，那间房子空出来了。广播站里放出风来，要把那间房子卖了，开价三百元。
这个价难说是漫天要价，但也算得上是极高了。当时，一般工作人员的月工资在三十元左右。蛮牛叔和瞎子婶反复权衡后，表示不能接受这个价，并认为我们肯定也买不起。这房子也不可能有别人来买，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出这么多了。
但很快，他们肠子都悔青了。他们没有料到，我父亲母亲却一口答应了。二十刚出头的大哥，独自一人在襄樊走街串巷给人补鞋子，挣了一些钱。此时，是一九八四年。
这样，时隔三十多年，一砖一瓦都是由爷爷亲手打造的祖屋，终于有一间属于自己人了。
加上课的堂屋，楼上楼下有四个房间，又加上这一年二哥考取了中等师范学校，成了准国家干部的一员，真是双喜临门啊！家里上下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氛围。又隔一年，我也考取了师范，全家更是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了，被头疼病折磨多年的父亲不治而愈。
我和二哥在师范学校上学，父亲在家里谋划起陈表妈住的这两间房。他认为这些房子本来是我们的，当年的工作队只是借住，并不是没收或征收，现在拨乱反正了，应该归还。于是就开始搜集证人证言，不断地写了材料，投向各级部门寻求落实政策。
陈表妈自己也说，房子是确实是我们的，不是分给她的。之所以她能住在这里，不过是曾经有乡上干部的临时安排而已。她自己也有房，就是罗裙沟爷爷最早住的那两间茅草棚子，但那是被乡里征收的。
蛮牛叔他们不干也不甘，和我父母之间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骂，闹得不可开交。做了村文书的董大球，明里暗里教唆陈表妈改口，要她咬定她能住在这里，是当年和爷爷交换的，否则，村里就取消她的五保待遇。陈表妈果然挺不住了。
无奈之下，父亲拿起了最后的武器——起诉陈表妈占了我们的房子不还。
“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母亲说。
确实难为母亲了。一边是多年的好友，并且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们伸出过最温暖的手。但另一边，又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我又不是真的要告她，我告她，本质上告的是村里和乡里，她输了官司，村里难道真敢停她的五保不成？”父亲解释。
开庭了宣判了，父亲以为稳稳的官司没有赢。董大球找了好多人去作证，一口咬定就是交换的，众口铄金的力量是不能低估的。
但也没有全输，判决书里提及，如果这房子要是卖，我们优先。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判决算是和了稀泥。
六百元，又有两间祖屋可以物归原主，房价照的是前面的例子。父亲痛苦地纠结了一番后，还是付了。此时，是一九八八年，我也毕业出来参加工作了。
陈表妈得了钱，回了红石河的娘家，算是有了好的归宿。有了钱，娘家侄子也愿意接她回去养老了。
六七十年的祖屋颇有些老朽，早已不复当年的风采。
大哥买了石灰，修补了露出墙筋的土墙。父亲爬上房顶，把朽碎的瓦片拣了，又添了一些新的。
我和二哥暑假回来，从门前小河里抬回来一大堆石头，又把最西边那个做茅厕的地方搬走填平，准备在这里盖一间小平房。
小平房只用石头砌了西南两面墙，北依山石，东靠老房。砌石墙父亲最拿手，不用一点石灰水泥，都能让不规则的石头墙做到两面光堂，只有顶是用水泥抹平的。这样的房顶上极适合晒粮食，小平房里做成厨房也刚好。
奋斗了这么多年，祖屋终于大部分回到了自己人手里，也重新拾掇得像模像样。大哥很快在此娶妻生子，还一儿一女，分明就是大写的一个“好”。父亲在院子里种了各色各样的花花草草，花儿一开，蜂飞蝶舞，煞是热闹好看。
“张家老屋就是发旺啊！”老实如魏大头，也这样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
一转眼又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二哥和我先后离开老家，在江南水乡的无锡落脚生根、开枝散叶。
父母和哥嫂也随后离开了老家，渐渐在这边立住了脚跟。大家的房子，都置了一套又一套。我家彻底告别了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时代。
目前，远在千里之外的百年祖屋还在，只是没有住人的老房子，只会日渐荒废衰败，它还能坚挺多久，谁也不知道。不过，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了。 作者简介：
张秋生，无锡市作协会员，惠山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荐稿：安娟英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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