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被安排在大队“写写弄弄”。
腊月的一天深夜，我正在被窝里做着美梦，突然被敲门声惊醒，连忙穿衣开门，来人叫我到大队部去“搞材料”，说是刚抓到一对瞎子，在一个四类分子家“过阴”，马上审讯，叫我去做笔录……
其实那时没有什么大队部，借的一户冯姓人家的一间堂屋。
盲人夫妇已被押解在冯家正堂，垂头丧气，头弯到膝盖，看不清脸。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正中央坐的主审官是时任工作组组长老刘，两边分别坐着陪审员：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戴和大队革委会主任老周，时任大队民兵营长的老赵和治保主任老王担任“法警”，站立两边，我坐在桌子南边做“书记员”。
主审官老刘端起茶杯喝了口茶，从裤袋里掏出一个“洋锡皮”烟盒，用力在八仙桌上连拍两下，敞开大嗓门：“两个瞎子抬起头来，下面审讯开始！请小丁同志把他们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认真记录整理……”
男盲人姓肖，家住肖家岱。女盲人姓陈，没名字，我用“肖陈氏”代名，他们都是年近花甲的人了。据他们交代：主家三个月前死了娘，之后，天天头疼脑热，几天前又连死了老母猪与小猪儿，就请他们来“过阴”，想弄清是否有什么“地病”，报酬是二斤糖果儿，另管小夜饭和大夜饭。
老刘问：“那个坏家伙（指主家）做的什的杲昃把你俫吃的？”女盲人抢嘴快：“摊的油塌烧饼，炒的花生米子”。老刘又敲了一下“洋锡皮”，厉声喝道：“比我还吃得好呢！废话少说，快快交代罪行。”
肖某识相，主动交代道：“吃过大夜饭，我叫主家报上生辰八字，还有他死去的娘的生死时辰、葬的地方，然后，装模作样地将我老婆“打入阴府”，一会儿装菩萨，一会儿装他娘，胡乱瞎说，让人似懂非懂，碰巧有一两句对得上的就是（显灵）。正当我老婆打滚瞎嚼的时候，被你们当场抓住了。”
他一边说，我一边认认真真地记录，“杲昃”两个字不会写，是用“搞子”代替的。
啪！啪！烟盒又响了两下：“除了这次的反革命活动，还有什么罪行？从实招来！”
那年冬天特别冷，不知是冻的还是吓的，肖某抖得如筛糠一般。
肖某继续坦白：“这些年，运动紧，我们也安分，不敢出来乱活动，除了偷偷帮人算算命掐掐八字，其他的没有……”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了。”
“看来你们不想认罪。”主审官大声地对民兵营长和治保主任说：“吊起来打！”
听到“打”字，女盲人放声大哭起来，随即被“法警”制止；强大攻势下，肖某又断断续续地交代了一桩罪行：几年前，如皋东乡有一个庄上，一夜之间连续有三户人家被盗，一黄姓人家被偷了一个大纱卷子，是十几户人家合的，能织几十丈布。一曹姓人家少了一只铜炉子，还有一姓张的人家被偷了一床新褥子。“那一带的人都相信我，请我去‘打打时’，给五块钱。”肖某说，他没这个本事破案的，但为了诱人的五块钱加上能混个饱肚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了。摸到目的地，已过了饭期，好多少聚在那里等看热闹。他俩在丢失纱卷的主家落的脚。主人知他俩没吃，就打了6个鸡蛋，做了两碗蛋茶，有个鸡蛋打入锅里时，蛋清与蛋黄合在一体，酷似人形，“我对众人说，这碗里有个人！是我叫菩萨定做的。这个人就是贼。菩萨已告诉我了，偷杲昃的人现在就在这个屋里，我已晓得他是哪个了。我限他今天天亮前将偷的杲昃放到天井里，我保他无事，而且为他保密，不影响他的名声。我就将这个鸡蛋人留着，天亮了还不送来，我就用针戳这个鸡蛋人，戳到眼睛眼睛瞎，戳到耳朵耳朵聋，戳到心，人就死了，如戳到那里，就断子绝孙，别怪我无情。”
肖某一边交代一边察言观色，见我们都被吸引住了，接着说道：“我心疼我老婆，两碗蛋茶，让她吃了三个蛋的那一碗，不怕你叫（泰兴方言：你们）笑，我只吃了两个卵蛋”。我们哄堂大笑，连老刘也笑了起来，骂道：“瞎嚼！还不快说！”
肖某说，真是无巧不成书，瞎猫碰了个死老鼠。还没到四更天，三户人家的失物全都完好无损地放到黄姓人家的天井里。
主审官老刘和陪审员老戴、老周讨论后一致认为，盗贼是本庄人，“蛋人”出现时，也在现场，瞎子的话句句听得清，也是极其相信迷信的人，如果贪财不还，万一被瞎子戳了怎得过生？于是趁夜深人静时送还了赃物，以保性命。
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个盲人，刘主审站起来打了个哈欠，说：“都起来吧，今天就到这儿，还必须彻底坦白，想到什么随时报告！”
我完成了“书记员”的任务，让在场人员在《笔录》上签字，两个盲人按了手印。
“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后决定：第二天下午搭台子，召开全大队干部社员大会，将二斤红枣用线连成串儿，一人一斤，挂在两个盲人颈项上，由四个民兵排长押上台接受批斗……
黄珊公路未通前，我去季市或泰兴南乡，必经肖某家门口。每当遇见他们夫妻俩，我都感到脸红，良心受到审问。多年不见了，上次遇到一个村民，说，两位老人已过世多年了。
丁留伯，如皋人，1958年出生，退休后以习作、练字为乐趣。
荐稿：沈培林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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