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被安排在大队“写写弄弄”。
腊月的一天深夜,我正在被窝里做着美梦,突然被敲门声惊醒,连忙穿衣开门,来人叫我到大队部去“搞材料”,说是刚抓到一对瞎子,在一个四类分子家“过阴”,马上审讯,叫我去做笔录……
其实那时没有什么大队部,借的一户冯姓人家的一间堂屋。
盲人夫妇已被押解在冯家正堂,垂头丧气,头弯到膝盖,看不清脸。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正中央坐的主审官是时任工作组组长老刘,两边分别坐着陪审员: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戴和大队革委会主任老周,时任大队民兵营长的老赵和治保主任老王担任“法警”,站立两边,我坐在桌子南边做“书记员”。
主审官老刘端起茶杯喝了口茶,从裤袋里掏出一个“洋锡皮”烟盒,用力在八仙桌上连拍两下,敞开大嗓门:“两个瞎子抬起头来,下面审讯开始!请小丁同志把他们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认真记录整理……”
男盲人姓肖,家住肖家岱。女盲人姓陈,没名字,我用“肖陈氏”代名,他们都是年近花甲的人了。据他们交代:主家三个月前死了娘,之后,天天头疼脑热,几天前又连死了老母猪与小猪儿,就请他们来“过阴”,想弄清是否有什么“地病”,报酬是二斤糖果儿,另管小夜饭和大夜饭。
老刘问:“那个坏家伙(指主家)做的什的杲昃把你俫吃的?”女盲人抢嘴快:“摊的油塌烧饼,炒的花生米子”。老刘又敲了一下“洋锡皮”,厉声喝道:“比我还吃得好呢!废话少说,快快交代罪行。”
肖某识相,主动交代道:“吃过大夜饭,我叫主家报上生辰八字,还有他死去的娘的生死时辰、葬的地方,然后,装模作样地将我老婆“打入阴府”,一会儿装菩萨,一会儿装他娘,胡乱瞎说,让人似懂非懂,碰巧有一两句对得上的就是(显灵)。正当我老婆打滚瞎嚼的时候,被你们当场抓住了。”
他一边说,我一边认认真真地记录,“杲昃”两个字不会写,是用“搞子”代替的。
啪!啪!烟盒又响了两下:“除了这次的反革命活动,还有什么罪行?从实招来!”
那年冬天特别冷,不知是冻的还是吓的,肖某抖得如筛糠一般。
肖某继续坦白:“这些年,运动紧,我们也安分,不敢出来乱活动,除了偷偷帮人算算命掐掐八字,其他的没有……”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了。”
“看来你们不想认罪。”主审官大声地对民兵营长和治保主任说:“吊起来打!”
听到“打”字,女盲人放声大哭起来,随即被“法警”制止;强大攻势下,肖某又断断续续地交代了一桩罪行:几年前,如皋东乡有一个庄上,一夜之间连续有三户人家被盗,一黄姓人家被偷了一个大纱卷子,是十几户人家合的,能织几十丈布。一曹姓人家少了一只铜炉子,还有一姓张的人家被偷了一床新褥子。“那一带的人都相信我,请我去‘打打时’,给五块钱。”肖某说,他没这个本事破案的,但为了诱人的五块钱加上能混个饱肚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了。摸到目的地,已过了饭期,好多少聚在那里等看热闹。他俩在丢失纱卷的主家落的脚。主人知他俩没吃,就打了6个鸡蛋,做了两碗蛋茶,有个鸡蛋打入锅里时,蛋清与蛋黄合在一体,酷似人形,“我对众人说,这碗里有个人!是我叫菩萨定做的。这个人就是贼。菩萨已告诉我了,偷杲昃的人现在就在这个屋里,我已晓得他是哪个了。我限他今天天亮前将偷的杲昃放到天井里,我保他无事,而且为他保密,不影响他的名声。我就将这个鸡蛋人留着,天亮了还不送来,我就用针戳这个鸡蛋人,戳到眼睛眼睛瞎,戳到耳朵耳朵聋,戳到心,人就死了,如戳到那里,就断子绝孙,别怪我无情。”
肖某一边交代一边察言观色,见我们都被吸引住了,接着说道:“我心疼我老婆,两碗蛋茶,让她吃了三个蛋的那一碗,不怕你叫(泰兴方言:你们)笑,我只吃了两个卵蛋”。我们哄堂大笑,连老刘也笑了起来,骂道:“瞎嚼!还不快说!”
肖某说,真是无巧不成书,瞎猫碰了个死老鼠。还没到四更天,三户人家的失物全都完好无损地放到黄姓人家的天井里。
主审官老刘和陪审员老戴、老周讨论后一致认为,盗贼是本庄人,“蛋人”出现时,也在现场,瞎子的话句句听得清,也是极其相信迷信的人,如果贪财不还,万一被瞎子戳了怎得过生?于是趁夜深人静时送还了赃物,以保性命。
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个盲人,刘主审站起来打了个哈欠,说:“都起来吧,今天就到这儿,还必须彻底坦白,想到什么随时报告!”
我完成了“书记员”的任务,让在场人员在《笔录》上签字,两个盲人按了手印。
“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后决定:第二天下午搭台子,召开全大队干部社员大会,将二斤红枣用线连成串儿,一人一斤,挂在两个盲人颈项上,由四个民兵排长押上台接受批斗……
黄珊公路未通前,我去季市或泰兴南乡,必经肖某家门口。每当遇见他们夫妻俩,我都感到脸红,良心受到审问。多年不见了,上次遇到一个村民,说,两位老人已过世多年了。
丁留伯,如皋人,1958年出生,退休后以习作、练字为乐趣。
荐稿:沈培林
编辑:吴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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