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庄纪事【16~20节】 姜茂友
16、恩人之一达大爷1080 在我落难的岁月里，虽然到处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也有人以不同的方式救援我。我铁铁记得有一次，夏天，晚饭后，在我家河北的队场上，召开批斗我的专场批斗会，朱兆瑄就在会场上调皮、发难加找茬，硬是把批斗会给搞黄了。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五大恩师。如果没有这五大恩师，我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这五大恩师中缺少任何一位，我的人生轨迹就要提前拐弯。 按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来说，我的第一位恩师是“达大爷”。“达大爷”叫朱宗达，朱庄姓朱的多，所以都叫他“达大爷”。如果不亏他，那我这辈子的学历只能是小学肄业。 达大爷跟我同为朱庄人。他在本公社的几所小学当过校长，以为人耿直著名。1969年，我在当了一年多“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又重新回到校园，就亏他的耿直！ 大概是196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两点多钟，一趟大队干部，甩着膀子，跟在大队书记后边，慢慢地往朱庄“摇”。
▲朱宗达校长和他的老伴李宏华老师。 我中饭碗一丢就到东弯岛里去割牛草，此时已经满载而归，重重的一担牛草，压在我稚嫩的肩上，我正脚步蹒跚，艰难地向牛房走去。突然眼前一亮，看见前边来了一趟干部，我本能地浑身一颤，一个趔趄，倒在了田埂边上的浮槽里。我正在挣扎，一双大手把我的牛草担子挪开，再把泥猴样的我从浮槽里拎了起来。 “这割的什么草啊，这么老，牛能吃吗？”一个恶狠狠的声音。 “像这个草一百斤能记几分工啊？你们看，还有七角菜呢！”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大队干部们他一言你一语地说着狠话，我不敢抬头，不敢喘气，只是颤抖。 “挑不动，下回就少挑点格！”一个慈祥的声音，我偷眼看人，哦，是“达大爷”！ “达大爷”夫妇都是老师，今年听说他调到口河小学当校长了，口河小学本来是小学建制，今年开始办“戴帽子”初中。就是这次邂逅，他让我第二天就坐到了口河小学初中一年级的课堂里。 如今说来，我这反革命的事，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本来起初就没有定性的过程，当然后来也就没有撤销的手续。 “达大爷”早就看出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事是很滑稽的，后来我父亲又在“文革”中死得悲惨，羸弱的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生活艰难，我骨瘦如柴难以胜任繁重的农活，所以他早就想建议让我继续上学了。这天，他触景生情，就便跟几位大队干部开了口：“姜家的这个小章子（我的小名），又没得个老子，十来岁个人，什呢反革命不反革命的呀，小家伙长得一把卡子，哪块能做什呢生活啊，依我看，你们不要伤良性了，明格把他跟我去上学拉倒了！” 我的反革命生涯大概是从1967年秋天到1969年春天。这期间我经历了辍学、被批斗、父亲去世、哥哥去浙江接班等几场暴风骤雨，虽然时隔一年多，但再上学时，我似乎懂事多了，朦胧中觉得不好好读书就对不起人家达大爷。
17、恩人之二乔主任1077 我初中毕业之后，又因为没被贫下中农推荐，只好再次回到朱庄务农。此时，又多亏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二位恩师乔主任，让我续读了高中。 乔主任叫乔宗亮，跟我虽然同是朱庄生产队人，但无亲无故。他曾任朱庄生产队会计多年，后被提拔大队副书记、公社革委会委员、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1972年春节过后，开学一个多月了，我才插班上高中，这得亏他！如果不亏主任，我的学历只能止于初中。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初中毕业上高中，就不凭考试了，而是凭学生所在地的贫下中农推荐。那时，初中生能读上高中的毕竟是少数。 我所在的朱庄生产队，那年就有8个初中毕业生：郑必秀和郑必俊姐弟俩，朱兆瑞和朱丽华姐弟俩，还有左文明，郑维凤，朱祥，我。上高中的名额是两个。 说句良心话，对“高中”这两个字，我想也没敢想。朱兆瑞和朱丽华是同胞姐弟俩，他们的父亲是某公社革委会主任，他们俩肯定要上一个。还有一个，不用说肯定是朱祥。朱祥的父亲朱茂功，是盐城下放来的，干部到底有多大，一般人说不清，但下放后在公社的粮管所里当副所长，糠条子、米条子、油条子，口袋里一掏就有。
▲乔宗亮，时任钟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所以，朱兆瑞和朱祥都被贫下中农们推荐得榜上有名了。正月十二，他们开学读高中了。 没想到奇迹，又在我的身上发生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跟着一帮社员们学着做秧池窝子呢。所谓秧池窝子，也就是稻种落地发芽长成小秧苗的地方。水稻的生长过程，是先育小秧苗，然后再从秧池窝子里起秧（拔秧），移栽到大田里。我正卷起裤脚，站在水田里，跟着老把式学着用木锨把秧池板子一一地塌平。 突然，大队通讯员跑来叫我，说是大队朱书记叫我到大队去一趟呢！居然是通知我明天去钟庄中学找一位姓彭的校长报名上学。 事隔好久，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今年全公社800多名初中生考高中，我的成绩是全公社第二名，第一名是我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徐道章。而朱祥，尽管他的语文也考70多分，但是他的数学只考了2分。 一天，公社祁副书记跟乔副主任饭后闲聊，天南海北，扯到了学校招生的事。 乔副主任问：“你原来当过钟庄中学的校长，我问你个事，现在高中招生，是喜欢考二名？还是喜欢考二分？” 祁副书记被问得莫名其妙：“哎，我说老乔，你不要拐弯抹角，有话你就直说！” 乔副主任说：“有个学生考全公社第二名，现在在家里做生活呢；另外有个学生，只考二分，现在坐在钟庄中学高中课堂呢！” 祁副书记有点急不可耐了：“哎老乔，你说是全公社第二名的没录取，把只考二分的录取了，怎么可能的事呢？不可能呀！我拿张纸把你，你给我写清楚，我明天就查！” 乔副主任这么一说，祁副书记这么一查，成全了我的高中梦！
18、恩人之三侠老师1079 我之所以能上大学，得亏我的一位表姐夫、我初中的数学老师郑士侠老师的一顿训、一顿骂、一顿劝！如果不亏“侠老师”，我的学历只能止于高中。所以，他是我的又一位恩师！ 1977年11月5日傍晚，身为朱庄生产队会计的我，正在朱庄东弯岛那棉花棚子边上帮小学生称棉花时，大路那边一个行人向我招手，我眯眼一看，是“侠老师”（周围三庄的人都这么称呼他）！“侠老师”很惊讶地问我：“你怎么还不复习考大学？” 说实话，今年恢复高考，我也从广播喇叭里听说了。但这消息对我来说太遥远，因为这是全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同时坐在一个考场里的将有从1966年到1977年前后共12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同考一张试卷。所以，我总是在想，我数老几？大学在哪里？我在哪里？我是谁？我能上大学吗？就是真的凭考？我真能考上大学？就算考上了还真能让我上大学？一连串的问号，我把自己问得瞠目结舌、灰心丧气。 “侠老师”跟我讲了三条，我刻骨铭心地记到今天： 第一条，凭不凭考。“中国解放后，上大学就是凭考，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现在粉碎‘四人帮’了，恢复高考了，就是凭硬本事考！”他还现身说法，说他本人就是凭考试读的师范。 第二条，和哪些人考、和哪些人拼。“侠老师”说：“能不能上大学，要看是哪些人考大学，现在是乔宗贵、朱兆红、徐道章、郑立夏、郑尧祥、郑立志等等，他们这些人跟你一起进考场，他们能考，你为什么不能考？大学反正要收那么多人，你只要考得过他们就行！‘矮子里面数壮丁’，这句话听过吗？你只要在这批人里不矮，那你就行。”
▲郑士侠，既是我的大表姐夫，又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 第三条，考什么。“就考你们学过的东西呀，无非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作文，凭你的基本功，语文成绩、数学成绩，都好，有什么不能考的，我敢打赌，只要你考，就肯定有希望！如果你连考场都不敢进，那你就是孬种一个！”“侠老师”激动了，语速越说越快、声调越说越高了。 “再说了，明年春天，你前后一看，人家都东南西北上大学去了，你还在家做你的会计，你的远大志向就是做这朱庄生产队的会计，就这么朱庄这么大个出息？你这没出息的东西！……”西边的太阳早已落山了，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侠老师”还在慷慨激昂地训我、骂我、劝我！ 侠老师走后，我也没心思像往常一样把棉花棚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而是独自一人站在棉花棚子门前，仰望着天空的星星，好像一个个都在挤眉弄眼地嘲笑我，我发呆，发愣，发懵，我在回想刚才“侠老师”所说的每一句话。我立即去跟大队朱书记请假，从明天起我要复习考大学。 尽管27号就要开考了，今天已经是5号了。知道牛过河了，我也要拽尾巴！
19、养鸡养兔打草包1065 入籍朱庄，昭示未来：我迟早要回到朱庄当农民。那时上大学靠推荐，我是少年反革命，可能推荐到我吗？从小就是觑觑眼，更不可能去当兵，再说当兵政审更严格。所以，我早就看好了未来：回朱庄当农民。所以我早就警诫自己：可得认真学习做农民呀！ 养鸡 我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日子里，不但跟着姜三爹爹养过牛，我还跟着退伍军人乔宗山，养过鸡呢。为了减少喂料，我们把鸡笼放在一只三吨水泥船上，哪里收麦了，收稻了，我们就把船撑到哪里，把鸡放出笼子，赶到收完庄稼的农田里觅食。我们两个人就钻进船的后舱里睡觉。那鸡屎味真是熏得够呛。晚上，我只要站在船边上，“笃笃笃”地敲一敲竹筒，鸡就一个看一个地闻声而上船入笼了。有一次，朱宗奎用手扶拖拉机耕田，拦住了鸡子上船的去路，吓坏了它们，走散了不少鸡，第二天发现有不少鸡吓得钻进了刚耕翻过的犁铧垡头下边。 养兔 这可以说是我家传统副业,在朱庄独我一家。父亲在世时，每年回家帮我们钉兔笼，他去买来毛竹，劈开，用洋钉子钉，四角楞正，有模有样，还有门。我们放学后到地里去挖兔草。个把月剪一次毛，拿到钟庄小街上的供销社就能卖钱。最多时，我们家把兔笼摞起来，养过六七十只兔子。父亲去世后，哥哥去了浙江，我也没什么经验，只知道喂青草，剪兔毛，兔子屙稀屎，生眼眵，我就束手无策，所以后来就没法养了。 打草包 请木匠用几根树棍做一个简单的支架，吊上草包扣，稻草绳做经，稻草做纬，先打成大约100厘米宽、260厘米长的草片，再把草片对折后适当留有封口，缝成大信封似的草包。草包的主要用途是在发大水时灌装烂泥打坝。打草包的主要工具，除了用树棍做草包架，再就是用结实木材刻凿而成的草包扣和一根毛竹片削成的“掭”，原料就是草绳和管草。所谓管草，就是整齐的稻草。我哥在家时，我们兄弟俩合作，哥哥端扣，我添草。哥哥走后，我就和大妹妹合作，我端扣，大妹妹添草。拿“掭”的技巧，是要在时间上恰到好处，穿进与抽出的速度要快。慢了，就有可能被“扣”壳下去，轻者耽误时间，重者，那“掭”就被壳裂了。拿“扣”的技巧，在于不轻不重，重了，草包的质量当然好，但用草多了，而且速度慢，轻了，质量太差，价钱低了。 最好的草包三角三分钱一条，孬的也能卖二角七八一条。最苦最累的要数卖草包。别人家数量多，撑船去卖。而我家老是急乎乎地等钱用，又等不及跟别人家的顺船，就自己想办法去卖。那东西虽然不重，但是榔槺，一张草包有办公桌面大小，每张三斤多重，抬也不好抬，背也不好背，拎也不好拎，最后只好用头顶。妈妈帮我们用细绳把三五张草包“码”（缝）到一起，我们顶着就跑。但是遇到大风，那也是够呛！
20、拾粪张卡张丫子1078 拾粪 到野地里拾狗粪，还有到路边的偏僻处拾人粪，那时农村没有厕所，在路边随便寻个偏僻处拉屎是正常的事。拾粪的家伙，是一只柳编的粪兜，一根粪勺，到铁业社买个铁打的勺头，回家请人用细树棍装个柄即可。出去拾粪时，把粪勺柄横在左膀子上，挑着粪兜，到处转悠。天麻花亮就出门了，拾一转粪称给生产队，再回家吃早饭、上学。收粪的人按质论价，有三四分钱一斤，也有头二分钱一斤。一个早晨一般会拾到三四斤五六斤不等。 张卡 张卡有两种，都是捕鱼。卡，指一种让鱼食后卡在嘴里进不去、出不来的卡子，多用细竹枝简易地弯曲而成；张，指的是把饵装在卡上捕鱼。一种是把卡系在长线上，用船把长线撒在大河里张卡捕鱼；另一种是把卡系在头二尺长的芦柴上，把芦柴插在沤田或水槽里张卡捕鱼，此种只捕鳅鱼。我说的张卡是后者。刚到朱庄，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到冬天，跟着人家到沤田里去打冻鱼；一到春天、夏天，就跟着人家去张卡。最辛苦的是初春到沤田张卡，沤田的水面上封着一层薄薄的冻，傍晚插卡，天亮收卡，加上我人小，个子矮，齐大腿根陷到淤泥里了，两个小腿冻得通红通红。 张丫子 丫子，名词，指的是一种当时用芦柴编制的捕捉黄鳝的工具。张，动词，指用丫子捕捉黄鳝。黄鳝，朱庄人称长鱼。多为傍晚时把事先穿好蚯蚓的丫子放置在水稻田的圩边上，次日天亮前收丫子倒出黄鳝。我为了苦钱交书钱学费，大概从头十岁就开始张丫子了。开始五六把丫子学着张，后来最多时张过二三十把丫子呢。正常情况下，10把丫子每天一早起码能收获头二斤黄鳝，每斤黄鳝能卖二角到二角五分钱，大黄鳝能卖三四角钱一斤呢。张丫子这活不重，但是技术活，放学后要做作业，早上要赶着上学，再要张丫子，时间上够紧的。还会惹麻烦。有时丫子被别人偷倒了，有时丫子被人甩到秧田中间去了，有时水稻田的水漏了往往就会找到张丫子的人。倒丫子，听声音辨别。把公丫筒一摇，“笃笃笃”的声音多是长鱼；“不耷不耷”的声音多是鳅鱼；“赤嗤赤嗤”的声音多为蛇。 打楝树果子 在那个苦涩的年代里，到处都是那苦涩的楝树。一棵三五年的楝树，一年能打三五十斤果子，那果子送到供销社里就是钱。据说，那东西能做酒，但更多的人说是用它来做肥皂。 割浆草 浆草，也就是秋天收储留着冬天给牛吃的草。我们割了卖给生产队，五厘钱一斤，生产队晒干了，给牛过冬。 做农活 每年的暑假、寒假、夏忙假、秋忙假，我都要百分之百地参加生产队正儿八经的农活。破垡、割麦、割稻、点腊肥、挑猪脚灰、起秧、㩍墒，这些农活，我都是有空就做，平时记工分，到年底决分时就是钱哪。“决分”，也就是生产队年底一次性决算。夏季麦口里有一次分配，那叫“预分”。
未完，待续......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 
金牌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