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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早晨，阳光灿烂。但是，寒气依然逼人。那天正是初一新生开学的日子。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春天，当人们还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而欢呼雀跃，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党的“九大”指引的革命航程阔步前进的时刻。我们这一代人正坐在教室里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营造的“红色教育”。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生育高峰，使我们那一茬孩子像雨后春笋一样，从地里齐刷刷的冒出来。我所在的这个偏僻的苏北小县城唯一的一所中学只有四个初中班，一下子容纳不了这么多初中生，于是县教育部门决定在县城仅有的两所小学里分别增设了初中班。人们戏称为“戴帽子”初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由于我和少健的家都住在城北，我俩自然都划在县城北郊的镇小读初中。 早饭后，我和少健并肩去学校报名时，少健的母亲从后面追上来对我说：“东升，你的年龄比少健大，是哥哥啦！你又是镇小的老生，少健刚从城南的实小划到镇小，不熟悉那里的情况，你要像哥哥多照应他啊！”我点了点头，回答说：“阿姨，放心吧，我会待他像亲弟弟的。” 我与少健在县级机关幼儿园就同班了。县级机关幼儿园是仿照苏联的模式为机关干部子弟而设立的，具有一流的教学和生活设施，教师也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幼儿园房屋建筑精美，典型的苏式庭园风格，前后房子之间有弯弯曲曲的廊道相连，就是刮风下雨天，孩子们也能在室外嬉戏游玩。幼儿园拥有儿童专用的小型篮球场、足球场，还有滑滑梯、跷跷板、木马、自行车、黄包车等儿童玩具；有食堂和寝室，几个大师傅每天专门为我们这些孩子们精心烹制菜肴和糕点。课间休息时，总有苹果、香蕉、橘子等水果分给孩子们享用。在当时的生活条件，简直称得上是贵族化了。 听母亲说，我出生后还拿了两年每月20元的“保育费”，直到“大跃进”后反对干部特殊化才取消。据史料记载，五六十年代，本地城镇居民每月的生活标准也只有三四元。由此可见，党对红色后代的培育是如此的重视啊！ 记得少健和他母亲来这座小县城安家的情景。他母亲一手拎着一只帆布旅行包，一手搀着少健。母亲显得有些怏怏和不悦，少健则躲闪在母亲的身后，一副怯生生的样子。大人们悄悄地讲，他们是刚从南京下放来的。他们母子俩很孤单，不大与外人交往。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母亲就把他娘儿俩接到家里做客。少健苹果似的脸蛋上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骨碌碌地闪动着，非常机灵聪慧。那天他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藏青色“灯芯绒”外套，头戴皮帽，脚蹬皮靴，腰间束着一根皮带，挎着一把竹制的宝剑，剑身涂了一层银灰色油漆，剑鞘精雕细刻。他挥舞着宝剑，威风凛凛，显出壮士般的神态。宝剑手柄下镶嵌的圆形小镜子一闪一闪，特别吸我眼球。他母亲见状，要他把宝剑与我手上的玩具手枪换着玩，但是他躲得远远的，使我很失落。想不到几年后我们两家竟成了邻居，我和少健俩人形影不离，情同手足。 当我俩来到学校教师办公室时，里面已挤满了来报名的新生。初一（2）班的班主任周老师是五十年代从无锡梅村师范学校毕业后支援苏北教育来的。她正在认真地为每个新生办理入学手续。 入学新生需要填一份表格，内容是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成份、住址以及父母等直系亲属、社会关系等等。同学们围在周老师身边，挨个地报名登记。不一会儿就轮到少健了。因为他是从实小来的，周老师不认识他，她仔细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个白皙而又清秀的孩子后，便低下头填写着表格。周老师不停地问着，少健不断地答着，当问到“成份”一栏时，少健嗫嚅着，涨红着脸，声音像蚊子似的哼了一下：“恶霸地主。” “什么？你家里是什么成份？”周老师声音顿时提高了八度，她眼镜片后的目光如一把利剑刺向了少健。“大声点！”蓦然，同学们安静下来，大家的目光都随着周老师一起扫向少健。 “恶霸地主——”好半天，这几个字才从少健嘴里挤了出来。 “恶霸地主？”周老师神色一变，威严地反问了一遍，眼中两道寒光直逼着少健。少健垂下了头，刹那间，他好像矮了半截，觉得自己无地自容，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红彤彤的世界，便默默地转过身，从人群中走出去。 我尾随着他，俩人默默地行走在回家的街道边。低着头呆呆地注视着高低不平的碎砖路，机械地向前迈着步，早饭后兴高采烈去学校的神情一点也没有了。那天，一向活泼好动的少健，没精打采，蔫头耷脑。 在开学典礼上，学校请了“贫宣队”的王队长对全校师生做形势报告。同学们都冒着寒风坐在操场冰冷的泥地上，聆听着王队长那激昂而又铿锵有力的“演说”。王队长说：“你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反复强调，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和贫下中农的子女不要有“自来红”思想，要不断革命，接好革命的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更要认清形势，与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 散会后，大家各自回到班上，周老师又召开全班学生表态发言会，并安排一个解放军军官的儿子上台发言。他抑扬顿挫的表态，自己应如何做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位骨头里都渗透着红颜色的军人后代一直很受周老师宠爱。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让他主演李玉和，开忆苦思甜报告会时，也是他上台表述，什么风头和能露脸的好事都让他占了。因此，每当他发言时，嫉妒他的同学在下面发出轻轻的哄叫和唏嘘声—— 每每周老师总是捧着“红宝书”，站在这位同学身后的一侧，严肃地注视着全体同学。最后由她庄重地做总结：“我们重成份，但不唯成份，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自由选择的，但看他是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反革命的一边？”说到这里，她把目光扫向坐在后排的少健和一个外号叫“保长”的同学身上。同学们也都纷纷调转头，向少健和“保长”看去。只见他俩个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一样，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我暗自庆幸我家的成份是中农，不然的话也和少健一样陷入同样的境地。听我父亲讲，抗战时，有一次我的爷爷运了十几条船的稻谷和生猪去上海，从泰州高港过江时被汪伪“和平军”扣住，“和平军”说我爷爷是从匪区来的，有私通新四军的嫌疑，所有货物全部被没收，被关了几天后，实在从他身上搜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才把他放回家。爷爷破产了，他变卖了二十多亩土地和部分家产，还清了债务，土改时被划为中农。而我叔爷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正是爷爷的破产，导致我父亲没有钱去读正正规规的书，只好投报了苏中新四军财政干校。 小学毕业填表格时，周老师问我：“你母亲家是什么成份？”我说是“资方代理人”。周老师不解其意，要我解释，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遍，周老师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那就是资本家了。”她不容置疑地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想，我外祖父还算不上是资本家，因为母亲反复叮咛我，虽然是上海黄隆泰茶庄的总经理，但没有股份，是拿工资的高级职员，不是掌柜。所以周老师武断地说我家是资本家，我感觉不够准确。但又跟她说不清楚，她也不愿听，反正我在她眼里不是什么根正苗红的后代吧。 初中毕业前夕，同学们之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学校正在为几个班干办理入团手续。到底是哪些人够得上入团条件呢？又是哪几个能入团呢？谁也说不清楚。直到大家进了县中的高中部，真相才浮出水面。 通过推荐和层层筛选，我们终于跨进了高中的门槛。来自全县各地的初中毕业生，共编成了6个班，每班60多人。学校按部队编制，成立了红卫兵兵团，那些“秘密”入团的同学分别担任了各排（班）的排长和团支书。他们不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的子女，就是苦大仇深贫下中农的后代。少健分在我隔壁班上，排长的父亲是县革委会的干部，团支书的父亲是镇上酱坊里的工人。 此时的少健也不大搭理我了，而是与他班上的团支书和三五个支委打得火热，这帮人几乎每天放学后都来到他家听收音机、打牌、下棋、吃零食。整天在他家耍闹、嬉戏。冬天到了，衣衫单薄的团支书冻得发抖，少健的母亲很舍不得他，从箱子里翻出一件咖啡色的皮衣给团支书套上。据说这是少健舅舅在部队发的飞行服，毛绒绒的大领子，闪闪发亮的皮革，煞是神气。不久，少健入团的材料就报到校团总支，看来他入团的事是十拿九稳了。可是，学校派人到他母亲单位外调后，此事就没有下文了。慢慢地，团支书那帮人就不来他家做客了，喧闹的小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几年后，我和少健都插队到了同一个知青大队。队里相继成立了团支部和党支部，准备发展积极份子入团入党。一天晚上大家收工回来后，团支部在知青食堂里召开了一个会议，让大家提名发展新团员。新中来的知青丁正首先提议少健入团，他说：“少健劳动积极，苦活累活抢着干，从不偷懒，也愿意帮助人。前不久食堂没有柴禾，他主动报名和几个同学拉着水泥船去海边割草。拉纤来回行走，啃干粮，喝凉水，百十多里路，几乎几天没合眼。特别是他学习好，看的书多。”大家都七嘴八舌地附和丁正的意见，正要举手通过时传来一个重重的声音 ：“慢！我来说两句······”只见团支书一脸老气横秋的样子，拿腔拿调地说起来：“对于少健入团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他确实不错，但是——”这时他停下来看了看大家的反应，注意到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在听，于是又说：“我看他思想深处有点问题。虽然劳动没话说，至于说他学习好，我看他读的是些什么书？都是些“封、资、修”的东西，而不是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团支书越说声音越高，一下子大家都不敢再吱声了。会议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 我们这个知青大队共有49个男女知青，其中男知青只占了五分之二。当时，公社革委会比较关心照顾我们这一群身份特殊的小青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知青们逐步分流出去。知青们纷纷被推荐到学校任代课教师，许多知青还进了农机站、农具厂、商业公司等社办企业。去参军的就有十来个人。只有少健一个男的和留守的十几个女知青在队里仍然起早贪黑地干活。 少健常常离群独坐，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干活时也远离那些已变得似乎泼辣而带着几分疯疯癫癫的女生，懒得去搭理她们。他只要一有空，就是看书，哪怕是去田间劳动，口袋里也塞了一本书。劳动间隙坐在田头或小沟边，总是掏出随身携带的书，津津有味地看着。少健喜爱填词写诗，有时夜间灵感大发，想到好句子就把我摇醒，大声地朗诵给我听。他的一首抒情诗《风》在知青中间广泛流传，爱好音乐的国平为其谱了曲，在村里的学校用风琴弹奏时，校长和老师们听了竟以为是苏联歌曲呢。我把歌词和曲谱抄了一份，拿到我所在的小学。夏日的傍晚，凉风习习，在田埂上，我放开歌喉，女同事则用口琴伴奏，优美的旋律在夜空中飘荡……。插友唐国强去北京当兵时，他专门填了一首《满江红·送国强从军》。词作得豪迈无比，展示出一个少年的文学才气。 壮士从军，荣光处英姿雄健。心头浪，千重齐卷，拍向雲间。几般浩气贯沧海，无限情怀吞江天。重抖擞漫道路途长，正少年。风萧萧，浪溅溅；勿回首，但向前。燕山登高处，此刻应念，寒夜挑灯共览书，月光谈笑照无眠，待何时相逢话相别，开心颜。 有一天上午，大家都去上工了，我在宿舍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静静的顿河》。队领导汤主任叼着香烟进来了，我立即毕恭毕敬地站起来与他打招呼。汤主任一屁股往我床边上一坐，尖锐的目光盯着我手中的书，慢慢地道：“东升，你看的是什么书呀？” 我想坏了，这本书是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写的，是正在受批判的大“毒草”，我想把书藏起来，但已来不及了。汤主任把手一伸，将书要了过去，煞有介事的翻了翻。又问我：“这本书是讲的什么内容？”我灵机一动，告诉他，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打白匪的故事。我知道汤主任抗战时是新四军三师的地下交通员，送信的，不识字，解放后才扫了盲。他级别很高，行政十七级。他要我把一个装满书的柳条筐搬过来给他看，我就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鲁迅全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等。这些书都是健康和进步的，还有迎合当前形势的“尊法批儒”的大批判材料。至于解放前上海亚东文库出版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胡适、梁实秋、郁达夫他们所著的那些书籍不敢再说了。剩下来的是数学和英语课本，也无所谓了。 汤主任和蔼地对我说：“有人反映你们看黄色书籍。”我连忙辩解道：“没有，都是革命书籍，只不过这些书年代久远，纸页都发了黄啦。”听了我的解释，他微微一笑，点点头走了。少健、国平等几个同学傍晚回来后，我把汤主任来检查书的情况告诉了他俩，大家都惊出一身冷汗。知青队的领导很难得来我们宿舍“访贫问苦”，他这次贸然“造访”，显然是冲着书来的。从此以后，我看书时总保持一种特有的警惕。 恢复高考的消息不胫而走，少健欣喜若狂，他跃跃欲试，准备迎考。可队里的负责人三番五次地发狠，“他就是考上了，我也不放他走，他的出身就给他判了型，还想上大学？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一天傍晚，我从代课的小学校跑到队里看他，少健见到我高兴地告诉我：“东升，我家不是恶霸地主！山东老家公社革委会专门发来了信函。”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床头的木箱，从里面摸出一个信封，抽出信函给我看。我顺手接过来瞅了一眼，内容大致是经过复查确认，现在予以改正等等。我木然地把信函还给了他，他却小心翼翼地把那封函件锁在箱子里。 我疑惑不解地反问他：“那么为什么土改时会给你家定恶霸地主的成份呢？”因为我听参加过土改的干部们讲，一般的地主仅仅是有田而已，如果在“地主”前面加上“恶霸”，则说明这个地主在当地是有民愤的，只有在当地做尽了坏事，甚至有血案在身的人，才被冠以“恶霸”的名称。 天黑了下来，他点上火油灯，用火油炉煮了一大碗挂面，我们吃完后，俩个人在一个被窝里抵足而眠。黑暗中少健久久不能入睡，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他老家地处名闻遐迩的山东梁山，当地民风强悍，不同姓的家族之间时有械斗发生，形成乡里之间的种族仇恨，并一代代人延续下去。他爷爷就是骑着小毛驴，外出做生意被仇家打死在河滩上的，至今凶手是谁都不知道。他父亲后来投奔了八路军，后改编为解放军27军，是军部负责气象业务的营职干部。从朝鲜战场回来后，转业到上海市气象局。当时气象部门属于军管单位，气象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全国各地的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军人。五十年代后期全国各地机关和部队“审干”时，他父亲填的成份是中农，但地方上出具的证明却是恶霸地主。原来解放后村里掌权人是他家的仇族，不惜颠倒黑白，加以诬陷。上级领导不明真相，认为他父亲对组织上不忠诚，有意隐瞒家庭出身。认定他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份子”，并开除党籍和公职，派人押送回原籍交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气象局的领导要求其母亲与他父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当时少健才生下来三天…… 解放初期，少健的母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毕业后，又被部队送往西安通讯兵学校学习报务，五五年被授予中尉军衔。但由于少健的外公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军少将，其母亲和已当了我军飞行员的舅舅一起被清理出部队。尽管少健的母亲与父亲离了婚，但还是从上海被下放到了南京，不久又发落到了苏北这座小县城，直到去世后也没能离开这片土地。 功夫不负苦心人，少健终而被录取在地区师范学校数学系。出于多种缘由，他的母亲坚决不同意他报考文科，也许是怕他日后一不小心就会蒙受“文字狱”灾难吧？所以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补习数学。而他深爱的文学却不得不在他今后的事业中搁浅。他写信告诉我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到了《莎士比亚全集》、《红与黑》、《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每封信中都谈了很多读书体会，并且每看完一本，就捎给已经回城工作的我，和我共同分享阅读到名著的喜悦。 一年多后，他欣喜地告诉我，说他终于加入了梦寐以求的光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时代的苦涩终于在少健身上永远逝去了，阳光与一路歌声将伴随他步入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如今，我常听到少健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生的苦痛既是一场避免不了的灾难，又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财富！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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