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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台北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文教工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发展文教事业，彻底打破旧的教育体系，反伪化，反奴化，教育广大师生接受革命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 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20年代台北地区逐步形成了西部农区，东部灶区，中部垦区的三种社会经济格局，因而其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呈现了不同的形态，区域之间的发展十分的不平衡。在抗日根据地开辟以前，台北地区经济开发最早的西部农区已经成为粮食产区，除了草堰、白驹、小海、西团等主要集镇和一些规模较大的村庄办有小学校之外，在当地农村仍然以零散的私塾为主。东部沿海烧盐的灶区，由于人口稀少，灶民居住分散，生活异常艰难，从来就没有一所学校，只有个别地方有私塾，人们基本上都不识字，文化十分落后。中部垦区种植棉花，棉农的收入比农区、灶区要高，而且，棉农大都是通、崇、启、海地区迁来的移民，他们把那里发达的文化也带来了，棉农们都能把自己的子弟送去上学。又由于推行江苏省初级义务教育实验区计划，不但盐垦总公司办有学校，下属的每个盐垦分公司也都兴办了初级小学，垦区中心集镇大中集、裕华镇分别兴办了大中（众）小学、中学，私立海光中学。这就形成了垦区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的局面。 1940年10月中下旬，新四军进入台北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后，即着手兴办抗日文化教育事业，对旧学校和私塾逐步进行改造。10月15日，东台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由孙蔚民同志担任教育科长。在民主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恢复了东台县初级中学和17所小学的办学，台北地区的西团、小海、大中集的一些学校也很快恢复了办学秩序。其时，大中集有两所学校：一所是由大中集商会举办的“大中（众）小学”，该校包含初中部2个班90多个学生，后专门划出，成立了大中（众）中学，校长由国民党大中集分部书记朱丕承担任，有学生300多人；另一所是由进步青年教师徐鸣（徐学海）个人兴办的“战时小学”，有学生100多人。10月下旬，徐鸣（徐学海）成为新四军进入垦区后发展的首批四名中共党员之一，他将自己的小学校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即被任命为大中集实验小学校长，办学经费和顾怡玉（女）、张玉堂等7名教师的薪水则由抗日民主政府供给。 1941年2月日军占领了东台县城，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即转移大中集办公，县办初级中学部分师生亦撤到大中集，5月，东台县政府决定重建县中，校址选定在大中集停办的原垦区高级职业学校旧址，由县长徐宗田兼任校长，陈松涛担任教导主任，主持日常校务工作，招收三个班的学生共100多人。当年7月中旬，日军占领大中集，学校解散，学生大部参加新四军，或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为了恢复和兴办根据地的教育文化事业，培养为革命战争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1942年初，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在根据地开展兴学运动，东台县政府要求每乡办一所中心小学作为示范。在办好公立学校的同时，还鼓励私人办学，公学与私学并举。对于私塾则要求使用新的教材，普遍推行抗日文化教育，反对敌伪的伪化、奴化教育。为了加强兴学运动的领导，各学区成立教育委员会，由地方士绅、教师、农抗会长、区长文教辅导员组成。经过兴学运动，垦南区东南部的小学从4所增加到12所，其中在南阳镇兴办了一所完全小学，其余为11所初级小学；小海区在王港、竹港兴办初级小学2所，西渣区在三渣兴办初级小学1所。除此外，台北地区尚有私塾350所，共有学生8000多名。 1942年5月，台北地区从东台县划出建县后，县政府任命宗雨农担任文教科长，进一步认真抓了学校的整顿、巩固与发展工作。首先通过个别士绅捐献校舍，或者租借与学生自带等办法，设法解决学校教室、课桌、板凳、黑板等教学设备；鉴于过去的教材落后于形势，县文教科组织统一编写新的教材，灌输抗日救国所必需的知识，油印后分发到各个学校。直至1943年下半年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由杭苇同志编写的小学语文新教材出来，县文教科才得以翻印出版。为了加强区教育行政的领导，各区设立文教辅导员，深入各个学校巡回辅导。为了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通过举办塾师训练班，提高私塾教师先生的政治业务水平，将一批优秀私塾先生转为小学教师，大大充实了师资队伍。通过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台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体系、教学秩序基本建立起来了。7月，苏中第二专署召开了第一次文教工作会议，统一制定教育的编制和经费等问题，要求每个县教育经费预算独立，每个县筹办一所简易示范学校培育教师。教育由各级政府统一领导，废除学区辅导员制度，由各区政府设立文教辅导员。为了同敌人争夺青年，培养自己的干部，会议还决定在台北县筹办盐垦中学。次年春，苏中第二专署特派著名教育工作者、中共党员孙蔚民来台北创办盐垦中学，校址选在鼎丰公司仓房里。由于是在游击形势下办学，考虑到如果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名义出面，则易遭敌人的破坏，所以决定学校以灰色面貌出现，遂聘请民主人士陶叔彪担任校长，孙蔚民担任教导主任，主持工作。5月份学校正式开学，招收学生数十人，暑假后人数剧增至170多人。学校灰皮红心，建立了秘密党支部，直属台北县委领导，郭南（叶文茵）、方宁斯、薛友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前后发展培养了20多名党员。通过他们不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协助学校领导保证完成教学任务，培养抗日所需人才。盐垦中学先后办有普通班、速师班、农垦班。由于盐垦中学发展迅速，加上传播进步思想，引起敌伪的注意。为避免学校遭到破坏，1943年11月，盐垦中学从鼎丰公司迁到海滨通商镇内的通遂公司，并将原在该地的师范部并入。以后遭遇敌伪的“扫荡”，遂又迁到洋岸一带。不久，洋岸的校舍在敌人的“扫荡”中烧毁，只好再迁到海滨较为偏僻的北灶村，开展游击教学。由于办学条件日益困难，1945年2月，学校停办，并入四专校。该校在短短的两年多的办学时间里，为抗日战争培养了400多人才。学生们有的当了地方干部，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有的成为人民教师，有的成为农业专业技术人才。 为了保证贫寒学生能够上学，台北县文教科于1943年10月作出决定，对学校中的抗烈属子女、沦陷区青年以及家境贫寒的学生，根据其家庭困难的程度，分别给予50、200、300斤原粮的助学金，中途辍学或者考试成绩不满70分的学生取消其助学金或者减为一半。对革命烈士遗孤或者全家参加革命别无收入的干部子弟，在就读中学时，其学杂费、衣服等一律由民主政府供给。此举给贫寒学生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读书条件。此外，党和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教师的生活待遇，尽管根据地的物资条件十分困难，对公办教师一开始就实行薪给制、津贴制，待遇高于地方行政干部。开始时教师的薪金每月80元，后来考虑到物价因素改为教师吃两份公粮。当时，脱产的干部每月公家给大米45斤，而一般教师则发给大米90斤，完全小学校长130斤，比一般供给制干部高一倍至两倍。对于因病去世的，还增发3个月的薪水，作为抚恤费。从此，尊师重教就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光荣传统。 县委、县政府在关心教师生活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1942年5月，县政府召开塾师工作研究会议，通过测验，对鉴定合格的私塾塾师90多人发了合格证书。7月，在暑假期间，当时，虽然台北县政府刚刚成立，各方面的工作千头万绪，工作十分繁忙，但县政府仍然花了很大的精力，开办了100多名小学教师和社会知识青年参加的“教师暑假学习班”，为此县长蔡公正亲自到会作动员报告，对教师着重进行发展民族、民主文化教育和革命人生观等方面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教师耳目一新，深受启发。9月，盐垦中学附设的师范部在通遂公司开学，设有乡师、速师各一个班，学生100多人。10月初，在盐垦中学师范部举办了有60多人参加的、为期45天的小学教师短训班，当年底培训班结束后，县文教科将这批学员分别分配到全县各区乡，从事学校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次年夏初，由党外积极分子韦祖森、祥丰小学校长顾怡玉（女）向全县广大教师倡议，当年7月20日，在石家湾子举办了全县教师“暑期生活团”，实行半军事性质的集体生活，着重对教师集中进行政治思想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台北县委书记杨辛和县政府代县长陈骥到会讲话；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从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专程前来做了专题报告。俞铭璜主讲革命人生观，批判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倡导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为劳苦大众，为世界大同。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政治，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做一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经过“暑期生活团”的学习教育，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教师得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熏陶和实际锻炼，全县的教师队伍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暑期教师生活团”在组织上的最大收获是在垦区教师队伍中建立了党支部，此前教师中只有杨祖昌和张克定两个党员，这次活动台北县委特派叶强担任团长，负责行政工作，沈絮（女）担任党支部书记，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由她亲自对每个学员进行考察、面试，发展了韦祖森、夏雷鸣、邹炯（女）、张素澄（女）等人入党。从此，教师队伍成为根据地党政军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教学工作中，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各中小学校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课文中增加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事迹的内容，并经常选用报刊上刊登的时事新闻和抗日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在音乐课上注重教唱抗日和歌颂共产党的歌曲，对青少年灌输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拥护共产党的新思想，培养青少年奋发向上，为救国救民而献身的革命精神。除了课堂教育外，还十分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青少年的思想品德。课外组织少年儿童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保卫根据地。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各个学校开展了儿童募捐活动。1943年11月，在裕华镇天北小学成立了“儿童劳军委员会”，师生们除了自己进行募捐外，还到附近乡村进行募捐活动，共计募捐到法币1020.25元，赠送给前方将士。对此，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特意复函给天北小学，予以嘉奖。各地学校还注意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重大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让少年儿童们演唱革命歌曲。南阳中心小学教导主任顾云经常配合中心工作，编写歌词，由黄瑞妮谱曲。这些新编的革命歌曲迅速飘扬在各个学校的天空。有一首歌曲的词：“布谷------布谷！布谷------布谷！风吹啊，菜花香！日晒啊，麦黄呀，金金呀黄！你拿镰刀我拿枪！当心呀，当心呀，鬼子来抢粮！当心呀，当心呀，鬼子来抢粮！”还有一首秧歌是反映苏军大反攻的：“索拉索，多拉多，索多拉索，咪来咪……今年呀，苏联红军大反攻呀，希特勒要完蛋，希特勒呀，要完蛋……”小学生们在操场上排着队，一边唱，一边扭动着身体，欢快地舞着跳着。简单易懂，形象生动，感染力特别强，通俗与口语化，深入人心，对男女老少都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为了锻炼和培养儿童的社会活动能力，还建立了台北儿童通讯站，各区中心小学建立中心站，其他村小学建立支站，私塾则为联络点，从上到下全县形成了儿童通讯网。垦区、小海区、滨海区三个区共建立12个支站。通讯站的任务是：组织学生利用上学、放学的时间，为地方政府送信或者传递文件，这样不仅及时、安全，而且发挥了少年儿童抗日的积极性，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操和思想品德。 由于敌伪经常对我根据地教学“扫荡”，对我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对此各学校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于短期骚扰的，采取“敌来我停课，敌走我复课”的办法；对于敌人“扫荡”时间较长的，则实行分散办学，教师到学生家里，或者甚至在草荡里上课。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台北县选举了由顾怡玉等十多人组成的文教抗敌协会，在教师中广泛发展会员，教育与团结广大教师坚持民族气节，克服困难，身体力行，一致抗日。1944年6月，党员教师参加了苏中第二地委组织的“教师整风队”，学习整风文件，增强了党性。7月初到8月底，台北县文教科长季洁，率领顾惕成、黄笠文、张克定、韦租森等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赴宝应县固津参加苏中区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新学制的建议，明确了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三大任务，即：为进步的社会斗争、生产斗争服务，坚持抗日民主立场和贯彻学用一致的精神。9月22日召开了5天的全县教师会议，认真讨论与落实苏中教育会议改变学制的精神，教师们一致声明拥护新学制，会后大家都信心满满地回到各自的学校去。当年秋直至1946年5月，台北县政府还抽调部分教师参加了四专署举办的“文教研究会”，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时事政治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是广大教师政治生活史上的重大转折。 1945年9月，台北全境解放，抗日战争获得了彻底胜利。当年秋至1946年秋处于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台北县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大中集一解放，即宣布成立大中特区。民主政府接管了大中（众）中学，并正式命名为“大中特区中学”，由大中特区公署主任黄亚成兼任校长，并聘请了一些党员和进步教师充实教师队伍，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一律免交学费。在生活指导员陈雪芬的指导下，成立了“青年先锋队”、“青年联合会”。除了正常地学习语文、数学外，积极组织师生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报刊上的时事文章。其时，民主政府一面接管敌占区的学校，一面创办新的学校。各区都设立中心小学，作为一区的示范。在接管的原私立大中（众）中学，设普通班2个、简师班1个，共有学生百余名。这一时期，台北全县办有小学（包括初级小学）114所，比抗日战争末期增加81所，学生总数大约5200名。当年11月，重新建立台北县，“大中特区中学”改名为“台北县立中学”，校长由县长吴明兼任。次年4月由王延青担任校长，并第一次成立了以校长王延青为书记的党支部，加强了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建设方面的工作。组织学生朗诵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以及高尔基的作品。县委书记林修德来学校为学生作时事政治报告。6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大肆进攻解放区。同年11月台北地区又沦入敌手，教育设施再度遭到破坏，台北县立中学被迫停办，大部分学生参加了部队或地方革命工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许多教师自动参加了游击战争，他们一手拿枪杆，一手拿笔杆，同敌人展开了亦文亦武的斗争。1947年春节后，县政府文教科在垦南区召开全县教师会议，表扬了坚持敌后游击办学的教师，并组织全体参会教师举行了宣誓仪式，表示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永不叛变自首。草堰中心小学停办后，校长袁景阳尽管耳聋，行走不便，但他坚持和地方干部一起打游击。每到一地，他都书写张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不久遭遇敌人突然袭击，不幸光荣牺牲。后来，县委、县政府举行追悼大会纪念他，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号召全县教师向他学习。王港小学教师顾文达在支前中被敌机炸死，为表彰他的功绩，县政府将他生前从教的学校改名为文达小学，以之纪念。 在斗争最激烈、最艰苦的时候，当年1月台北县文教科成立教材编撰委员会，自编小学课本，油印发给全县各地学校使用。2月召开全县80多个塾师会议，决定废除旧教材，废除体罚学生，废除尊孔礼教仪式。同时，在董家仓设立实验小学，由徐鸣（徐学海）担任校长。周有祥担任教导主任，将他们的教学经验向全县推广。4月县城大中集以及新丰镇获得解放，大部分学校恢复了正常上课。1947年8月，苏中一专署召开北线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推动了解放区学校教育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工作，草堰区在会上做了恢复区办教育的经验介绍，该区三渣小学教师吴步田被评为三等功。当月底，台北县政府在垦南区成丰乡举办台北师资速成班，招收学员80多人。学员经过5个多月的培训，结业后大多数当了教师。进入1948年，由于敌人频繁的“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加之上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春荒严重，许多人家揭不开锅，无法送孩子上学。台北县政府于当年7月召开文教工作扩大会议，总结交流民办小学的经验，决定因陋就简，以民办公助或者完全民办的方式办学，努力让适龄儿童入学读书。仅堤东区就办了30多所民办小学。到当年底，全县初小与完小共达到248所，其中公立小学98所，民办共助小学106所，完全民办44所。在校学生6944人，教师299人。当年9月，县政府文教科在裕华天主教堂办了台北中学先修班，招收学生50多人，校长李蜀之，1949年春节后该班迁到大中集，正式恢复为台北中学。在当年春夏间，对全县学校进行全面整顿与合并、改造，对教师进行精简整编，到当年10月，全县共有初小133所，完小11所，共有学生6572名，其中高年级学生432名，教师219名。经过整顿提高了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
作者：陈同生 蔡健 陈亚新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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