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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节俭俭朴的生活，心疼比比皆是的铺张浪费；我不畏惧艰难险阻，不习惯缺少挑战的生活。这应该与我在那12年全日制读书生涯中，经历了如影随形的饥饿、接踵而至的各种困难息息相关。
饥色可读 1962年秋季，我带着饥色入学了。 是年，国家连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到了第三年。早几年村里办集体食堂，大家放开肚皮吃饱饭，吃光了余粮，动到了种粮，用玉米衣苞浸泡出的淀粉做成饼，是我最早的记忆。其时，我们西边的兴化县，甚至饿死了不少人。 就吃的方面，我学前还有件羞人的事情呢。 小我两岁的妹妹兰出生半年后，妈妈的奶水不够。爸爸就磨了米粉，炖成米糊，加些糖和油，给妈妈喂她。比起我们喝的那可以照见人脸的稀粥，米糊好太多了。那红糖和油的色香味，每次都让我掉口水。 当然，妹妹尚小，还不懂这些，有时候妈妈喂着喂着，她就不肯吃了。这时，我就会急不可耐地、反复地对妈妈说：“宝宝不吃给我吃！”就这样，我有时还真能尝到一些。 现在不少孩子挑食厌食，我想，家长是否可以少给些食物，给孩子点饥饿感。 我是跟着二哥宏上学的。他长我两岁，读三年级了。两个姐姐却没我们幸运。大姐芳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两年前就开始跟着大劳力干活了。二姐凤虽然读过几天书，但因家务无人料理而辍学了。大哥堂是前娘所生，3岁时他妈病故，我妈补房过来抚育他。堂长我15岁，读到四年级，一年前，他结婚并分家别居了。 学校叫圩沟小学。说是一所小学，其实就三间泥墙草房，除了门前有块小操场外，别的与民房并无明显区别。 房子东西走向，进出只有中间一个门。东西两间各开了一扇窗户。室内没有隔断，只竖着支撑房子的几根木柱。东两间是教室，西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卧室兼厨房。东墙上挂着块黑板。 前两排是过水槽制做的学桌，后几排则是部分学生自带的、大小高低长短不一的桌子，凳子全是自带的。 给我们报名的，是一位不到30岁的男老师，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神色挺威严的。他叫李炳辉，是这里唯一的老师。后来，他笑称自己是校长兼校工，烧饭带打钟。我的1～4年级都是在这儿由他教的。 开学不久，读三年级的宏自己回家放牛了。三年后，我四年级报名的那天早上，他悄悄地向我要了一支铅笔，又一起上学了。但他只能读三年级，成了我的学弟哥哥。 那铅笔是我前学期获奖所得。入学前，家里给我算过命，说我墨水重，有官印。虽属迷信，但这给了我心理暗示，使我打小时起就想着上大学。看到两姐都没机会上学，我非但没受宏退学的影响，反而更珍惜上学的机会，即使学校条件简陋，特别是经常感到饥饿，也不放松学习。在年级里，我岁数最小，个子最矮，常坐前排中间。这使我专心听课、积极思考，抢答问题。就这样，我的成绩不断提高，逐步成了稳定的第一名。二年级开始，我当了班长。老师不在，我就成了小老师。三年级期末，我获得唯一的最高奖——3支铅笔。 空腹过午 1966年秋学期开学，我到离家约8华里的大队学校——新村小学读高小。当年初，我们大队由西团公社划归新设的南团公社管辖。在那里，我经常空腹过午，熬过了两年。 五年级没读多久，课程停了。后来，课本也没了。我们上学就背一个装着《毛主席语录》本的网袋。没课本了，也没其他书可读，我就反复阅读和背诵毛主席语录。以致只要你说出一段语录，我就可以马上告诉你，这一段在哪一页，而且，很多段落我都能背诵出来。 年底，学校组织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外出“串联”。目标是盐城。路线是：新村小学——南团小学——大兴小学——刘庄小学——盐城物资站。前几段都步行，最后一段，我们坐了轮船，在盐城活动两天后返回。 我几乎没有零花钱，但在盐城，我还是咬牙花1角2分钱买了两枚毛主席像章。 我读六年级不久，上届同学因初中停招纷纷回校，和我们同班读七年级。原来的五六年级复式班变成了五六七年级复式班。 高小阶段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语文，徐正美；历史、地理，周耀光；算术，张秀龙。张是教导主任，但是，学校有好多年没有校长，他是实际的校长。 冬天，午间休息时间很短，而我离家约有8华里的路程，虽然没有很紧张的课程，但我作为学生的头头，担心下午迟到，往往就不回家吃午饭了。那时，学校还没有炊工，没有办法帮学生代伙烧饭。我早上推铁环一路小跑，到了学校喝的稀粥早就没了，直饿到晚上放学才回家吃饭。这对身体的影响可不小，弟兄四个中我最矮就是个印证。 学校附近有个小店，脆饼、麻花、馓子等都有得卖。那时家里年年超支，哪有钱给我去买这些，连个烧饼都很稀罕的。当然，稀罕烧饼的不只是我。 那是“串联”到了大兴小学的那天傍晚，老师给每人发两个烧饼做晚饭，发到最后少了一份。当时天冷，大家都坐在被窝里。老师就发动我们翻来覆去地找，最后发现是一位同学夹在腿间。 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不少人吃了包子馅丢掉包子皮的时候，我都心生不舍。 八成干饭 在初中的两年半时间里，我遇到了多种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每天中午只能吃八成饱的干饭。 1968年初夏，小学毕业前夕，上面传来好消息，我们有初中读了，是几个村联办的。 因为一下子新增了两个“联中”，公社只好从外地急招了几个教师。教我们语文、代数的就是来自南通的顾玉英和季锦茹两个女老师，她们的海门口音成了我们学习的障碍。 因为没有统一编印的教材，发给我们的课本，是公社召集教师突击刻钢板，加班加点油印出来的，差不多有30页，还成行成块的模糊不清。 教室是暑期突击盖的，到当年底都没盖上瓦。直到我们穿上棉袄的时候瓦才有了，但运瓦的水泥船搁浅在了离学校约5华里的排灌河里。 班主任顾老师不顾身怀六甲，带领我们男生前去接运。我们到场不久，天就下起了冬季很难一见的夹着雪花的中雨。我们用长绳子在两岸拉着船往前挪动，约1小时后，终于把船拉离了搁浅地段，然后，又冒着雨雪，一步步地把船拉到了学校前面的河边。此时，师生们的棉衣全部湿透了。 那时，我才满13岁。现在不少家长不仅接送这个年龄的孩子，还要帮着背书包，我真为他（她）们剥夺了孩子的锻炼机会而焦虑。 学校配炊工了，可以帮助路远的学生代煮午饭，是大铁锅煮的，师生的饭同锅，代伙只能交纯粮。我最远，当然要代伙。但和当时的多数家庭一样，家里粮食不宽裕，我每天就带半斤粮。俗话说，半壮子饭缸子。这半斤粮，我只能吃个八成饱。 初中5个学期，语文老师就换了3个。因改春季招生，我们的初二读了3个学期。虽然没有像样的课本，虽然每天只是八成饱的午饭，但学习起来我还是不马虎的。初二时，语文老师换成了张永定。我写了篇《路近了》的学哲学作文，老师给予了肯定，还抄到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展示了。 凑粮蒸饭 高中两年里，我经历了多次周六缺粮的尴尬，和同学给我凑粮蒸饭的感动。 初中毕业前夕，传来了公社初中增设高中和推荐上学的消息。很快，我就收到了南团中学的高中入学通知。 开学不久，学校进行了数学摸底考试。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得了0分。 我们的学农基地，在学校东约5华里的地方，我家则在学校西约15华里、3个公社的交界处。一次，周六去小农场劳动，结束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阴下来了，没走多远就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 当我独自走在一条穿越几座大坟场的新河边时，河圩上那3米多高的榆树，在昏暗与闪电交替的风雨中，就像一个个恶魔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特别是，我一个发小的养父就埋在我必经的路边。早几年，他因突发阑尾炎去世。过后，生产队里流传出不少有关他的鬼故事。 路上紧张的情绪使我忘记了饥饿，等到好不容易走到家的时候，我含着泪水赶紧狼吞虎咽起来。 那时，学校没有学生宿舍，我们全部寄宿在周围群众家里。早晚饭学校食堂代伙，开学时一次淫秽色情清粮草。自带粮食，自备饭盒，送食堂代蒸午饭。午餐没有小菜供应，两分钱的汤，要提前预订，但我和多数同学都舍不得订。周一带点咸菜，拿出来一两天就共享掉了，剩下几天就只有吃干饭。更囧的是，由于我们家的粮食更不宽裕，每周带粮都不忍多拿，几次周五蒸过饭后，就不够周六的了。那点粮食就放在课桌挡板里，同桌的吴圣友和与我交流最多的吴汉鼎两人看得最清楚。每当这个时候，他俩中就有一个主动从家里带粮食给我凑足。 这个时期，宏哥也给我添了些麻烦。他15岁小学毕业的时候，两个姐姐已经于前两年先后出嫁了；小我两岁的妹妹兰，和小我7岁的弟弟高，还都在上学；妈身体又不好。这沉重的家庭负担总得有人帮着挑。宏是我们四个中最大的，爸只能把他留下来劳动了。 没能上初中的宏，对我还在上高中耿耿于怀，有事没事就找叉子发泄，甚至几次摔我的书包。干架，他不是我的对手，但酷爱上学的我从心里同情他，就强忍着，让他。 高中有了统编的教材，更有了管理严谨的校长吴荫增和多个功底扎实的老师：语文兼班主任，陈明章；数学，徐一山；英语，李英；物理，房俊；化学，吴斌；体育，束小虎。两年时间里，我还真学了不少知识。汉语拼音，英语的国际音标，数理化知识等都在我后来的工作中派上了用场。 我们毕业的那个学期里，在数学老师徐一山的牵头下，学校组织了一次大型数学竞赛。竞赛分为预赛、复赛和决赛三轮。两个年级四个排的同学全部参加预赛。我不仅闯进决赛，而且获得了第四名，收到的奖品是两本数学题集。那时，这可真的是稀罕物，上面还有徐老师的题字。徐老师后来长时间担任县教育局局长。获得竞赛前三名的，是清一色的无锡下放干部或工程师的儿子。他们在竞赛前后所看的那些数学书籍，我从没见过，也从没碰过。 老师的教育、同学的帮助，给我增添了克服各种困难的勇气和前进的动力。高中阶段，我一直担任一班一组组长，各科成绩都在前茅，数学更是从摸底的0分拼到竞赛第四名。高二上学期，我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躲避饼店 读师范的一年半里，我仍然经常处于饥饿中。 高中一毕业我就回家务农，做过各种农活。一年半后的1974年暑期，我当上了民办教师。1977年秋，高校招生改革。考虑到家庭困难和师范有补贴的情况，反复权衡后，最终还是报了中师。经过预考和复考，我成了全公社200多个中专报名者中唯一被录取的往届生，尽管复考数学时，我因彻夜失眠中途睡了一觉。《大丰教育志》载，当年，大丰全县共录取高校（不分本科专科）152人，中专91人。 1978年春，我到盐城师范报到，开始了3个学期的全日制学习历程。 在那里，我们8人一个宿舍，也是一个伙食小组。早饭，两个值日生端来粥桶，找个空地放下，大家盛好后围着咸菜盆，或蹲或站地就餐。中午和晚上，都是每人一个饭盒，粥桶成了菜桶，每次装的都是荤素搭配的大杂烩。 虽然我从小喜欢运动，跳绳、推铁环、潜水还是长项，但在师范里，我最吃力的还是体育，尤其是跳高，125厘米才够及格。单练跳高不行，我就每天凌晨绕着300米的跑道跑上10圈。半年后，我不仅跳高过关了，还在参加学校3000米长跑比赛时，跑出了10分56秒9的成绩，打破了学校1958年的纪录。 体育成绩上去了，我的消化力也提升了。食堂固定的伙食常常满足不了肠胃的需要，又没钱买零食补充。订了婚的女友就在自己家里炒了蚕豆和面粉给我带到学校。 那时，我家里连蚕豆、炒面等也很难提供，因为那是我家最艰难的时期。 家里原来用钱差不多都是我工资解决。我上学了，不仅不拿工资，反过来要家里贴补一些。更要命的是，几乎在我上学的同时，宏投师学木瓦工去了。这让家里不仅少了个大劳力，还得交钱送礼给师傅。家里的粮食本来就吃紧，我上师范“农转非”，又没了自留地。宏带粮食投给师傅，还要好点多点。 1978年暑假，两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到三龙公社参加高考监考的几天外，我几乎每天都跟随妈妈和妹妹下地干活。夏天的中午不得不休息一会儿，其余时间就从天亮干到天黑。在这样的劳动强度和密度下，整个暑假我在家最多只吃过6顿干饭，其余一律的稀饭，这让邻居大嫂都看不下去了。 盐城师范学院东南面有几十亩地，是我们学校的小农场。每周三下午的劳动课，我们得徒步约4公里去参加强度不小的劳动。等晚上饥肠辘辘地回校时，不少同学就从路边的店里买些烧饼急补一下。有些还是团购的，当然是轮流做东。我的情况不容我买，我的性格不容我沾别人的光。于是，我就故意单独前行，甚至不惜逆行，好在那时候行人不多。 令人欣慰的是，饥饿等困难没能挡住我前进的步伐。在盐师的三个学期里，我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我们学的是高校文科课程，好几位老师都选了我担任课代表；两次被评为“三好生”；担任班级团支部组织委员，被学校表彰为“优秀共青团员”；班上唯二的建党对象；此外，我还组织同学编写刻印了《多音多义字》资料，作为毕业留念。 12年里，我经历了年龄最小、个子最矮、路途最远等诸多挑战，经受了贫穷随行、饥饿伴读、无书可读、无正规课本、无合适老师等困难。我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我感恩贫困饥饿等给我的锤炼。这让我至今不敢浪费，不怕吃苦，乐于助人，不求回报。 作为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我还想呼吁家长们：不要娇惯孩子，放开手让他（她）们经风雨见世面，直面困难与挑战，在激烈的竞争中勇敢打拼！ 荐稿：陈同生 编辑：吴勇胜 总编辑：陆碧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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